中西交通在魏晋南北朝时，因国家处于长期分裂状态，陆路虽然没有完全隔阻，但已不能尽至，宋齐梁陈因而据地理之利，常由海道与西方交往。及至隋文帝灭陈统一中国，承平至炀帝，则有意经营海外，求异俗而扬国威，且志在必得，因而有兵加琉球之军事行动。唐取代隋政权以后，由于发达的封建社会经济给海外贸易与远洋航运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早在西汉时期已具相当规模的海上贸易此时便更蓬勃发展起来，经常进行越洋大宗贩运活动。由于那时中国海运出口的商品与陆上的丝绸之路一样，很大一部分是丝绸，后来便把这条海上航线称作“海上丝绸之路”。由于海船装载量大，稳定性能好，因此，唐代及以后大有发展的中国陶瓷器，也是对外贸易中的重要商品。据发掘资料表明，日本、朝鲜、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斯里兰卡、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印度、埃及、坦桑尼亚等国家或地区，都有当时中国瓷器与丝绸织物的发现，所以，有人也把这条航路称作“陶瓷之路”。

这一时期繁荣的中国外贸事业，也给许多海外国家来华互市创造了必要的有利条件。贸易的货物有钻石、珍珠、宝石、象牙、犀角、玳瑁、金银、胡椒、乳香、没药、肉桂、树脂、椰油、砂糖、猿、犬以及奴隶等。有不少物品是通过中国口岸中转，向东西方输出的。中国口岸最大的是广州，交州、泉州、福州、明州、温州、扬州、松江等也是那时的重要海港。自广州港出海南行至珠江口的屯门港，折转西南过海南岛东北角附近的七洲洋，到达越南东南部海面，再南下越过马来半岛湄公河口，通过新加坡海峡可至苏门答腊岛： 由此向东南往爪哇，向西北出马六甲海峡，横越印度洋抵达斯里兰卡和印度半岛南端，再沿印度西海岸可至波斯湾的奥波拉港和巴士拉港，如换小船沿幼发拉底河溯流而上，还可达巴格达，也可由波斯湾到美索不达米亚，可经红海到埃及亚历山大港。据统计，公元769～770两年间，在广州港登陆的外国商船就有4000多艘。

为了加强对海港及贸易的管理，唐玄宗时期在广州置市舶使。开始时多以武将、宦官兼任，具有迎送礼宾、促进外贸的性质，同时也征收关税，实际上主要是为了加强对海外交通的管理和为财政多收关税。《资治通鉴》开元四年条说，市舶使是应外人建议设立，不久就有人提出反对，认为是与商贾争利，非王者之体制。可见在政府中思想意见尚不一致，典籍中亦不记载，说明此制在行政上还没有受到重视，而且终唐一代，市舶使的设立仅广州一地而已。到宋代才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市舶司的诞生。不过，无论是市舶使设置的前与后，海港所在地的文武官吏对进出口的商船都是要管的。他们借检查之机强索货财、中饱私囊之事，屡有历史记录。武则天时，路元叡任广州都督，经常纵容僚属侵渔舶商，外国船主告状反遭拘捕，激起公愤，人们持械闯入官衙，杀路元叡等十余人遁海而去。另外，唐代对南北海漕必经之路的天津港，则让李适之、裴宽、安禄山等节度使同时兼任海运使，以加强海运管理。五代十国时期，温州港属吴越国管辖，设置了博易务，以瓷器、茶叶、蠲纸为基础发展了对外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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