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取代九品中正制的选官制度，是世族地主失去垄断地位、庶族地主势力已发展到要求参与政治的社会势力变化的结果。自隋代开科举制选拔人才以来，科举制度在中国维持了1300年之久。科举制度的特点是，专门用考试的方法挑选人才，而不是由大官或地方官吏荐举人才。隋唐以前是选举、荐举，隋唐以后是考试。这是中国选士制度的一大变化。

隋炀帝大业二年(606年)始置进士科，正式开创了科举制度。唐因隋制，科举制逐渐完备。唐科举取士途径有三，出自学馆的叫 “生徒”，由州县考送的叫 “乡贡”，由皇帝诏令考选的叫“制举”。制举不是常科，常设科目是“生徒”和“乡贡”。中央和郡县官学每年冬天通过校内考试挑选学生送礼部参加省试。“乡贡”是每年先由州县考选，按规定名额送中央礼部再参加省试。省试的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六科，另外还有非常设的三礼、三传、童子科等。考试的方法是口试、帖经(填空)、墨义(笔试问答)、策问、诗赋五种。读书人应考的科目，以明经和进士二科为主。高宗、武后至玄宗时代，进士科成为入仕主要途径，“缙绅虽位极人臣，而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每年录进士约30名，大抵每百人中有一二人中第，而明经则10人中可以有一二人中第。唐太宗曾私幸端门，见新科进士缀行而至，高兴地说： “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由于考试竞争激烈，故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 的谚语。唐诗人赵嘏有诗云：“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科举和学校关系很密切，学校培养出来的士，须经过科举的选拔，才能取得吏部试选的资格，经吏部考试及格才能授官。

科举考试图

大雁塔

长安慈恩寺大雁塔是唐代中宗之后新科进士的题名之处。

唐代前期学校昌盛，主要是由于经济的繁荣和政治上的需要，科举制度对学校的发展也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学校的培养目标就是参加科举考试，科举所考的内容就必然成为学校的教学内容。学校的教学计划有经学、律学、书学、算学、时务策等。进士科注重诗赋，从乡村学校开始，学生普遍学做诗，学诗成为风气。科举的考试内容和要求，推动了学校教学内容的发展。但科举注重文辞、帖经、墨义，又养成只重文辞，不重实学，只重记诵而不求义理的读书习惯，产生了消极影响。唐代学校与隋代学校有继承关系，又和前代有历史联系。隋文帝时设国子寺，置祭酒，专管教育，是我国初步形成教育管理机构之始。国子寺(炀帝时改为国子监)下设国子、太学、四门、书、算五学，律学属大理寺。唐初，下令国子、太学、四门学、郡县学、小学分级招收各级官吏的子弟入学读书。后又设书学、算学、律学，形成国子监管理下的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律学等六馆，加上门下省所管的弘文馆学生，学生总数超过3000人。以后在东宫又置崇贤馆(后改崇文馆)。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也遣子弟入学。六学二馆学生超过8000人。武则天时注重进士科，这与她打击贵族势力、提拔庶族地主有关。唐玄宗很重视发展学校，除官学外，还批准百姓任立私学，又令天下州县每乡各里置学，择师教徒，使地方学校深入到乡里。唐自开国到天宝末年的百余年间，国家最强盛，教育也最发达。除中央学校外，地方上还有都督府学、州学、县学和私学。学校教师有博士、助教、直讲等名称。学生入学要送束修(干肉10条)之礼，国子、太学生每人送绢三匹，四门生每人二匹，律、书、算学生每人一匹，州县学生每人二匹; 另外，每人要备酒一壶，肉一案。束修分为五份，博士得三成，助教得二成。当时日本也受唐代学制影响，大学称大学寮，毕业生也有秀才、明经、进士等名称。

唐中叶以后，由于社会动荡和财政困难，学校衰微，国学生廪食也无法供给，生徒尽散，军队借住学校，校舍全部被破坏。在这种情况下，再要恢复唐初学校盛况，就不可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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