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是中国古代与域外交流最多的时期，也是社会政治经济发展较快的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在地图绘制、对域外地理情况的认识等方面的成就都远远超过前代。

隋唐统治者对全国性的图经(地图及文字说明)较为重视，有不少地图和地理着作问世，其中以贾耽的《海内华夷图》及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志》最为着名。《海内华夷图》是贾耽根据“六体”原则，于公元801年画成的。该图“广三丈、纵三丈三尺”，地图比例尺为“一寸折成百里”。图中注意了古今地名改易，以黑色书写古代地名，红色书写当时地名。《海内华夷图》不仅包括本国疆域，也涉及域外地区，是当时影响最大的一幅全国地图。贾耽还撰有《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40卷。《元和郡县志》是李吉甫晚年所作，共54卷，记述了当时全国州县沿革、地形、道路、户口贡赋及人文古迹，最初每篇篇首有附图，南宋时图已亡佚。尽管如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仍称赞该书“体制最善，后来虽递相损益，无能出其范围”。贾耽和李吉甫都曾任唐宰相，他们有机会接触多种文献及外来使节，且都历经安史之乱，对唐王朝的失败深感痛心，从事地理研究寄托了他们恢复统一大帝国的愿望，而他们的着作更可以直接用于军事和政治活动。

唐代地学成就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外交流的扩大。当时和唐朝保持朝贡关系的就有“七十余蕃”，进贡使节“道路不绝”。这“七十余蕃”位于中亚、南亚、东亚和非洲，大量域外地理知识随之涌入，唐人甚至了解在遥远的非洲东北部“其人黑而性悍，地瘴疠，无草木”。另一方面，唐朝东土人士出使西方，也使唐代地学家受益匪浅，最为着名的事例就是唐玄奘的印度之行。玄奘于唐太宗贞观年间西行取经，历时17年，行程5万余里，经过110余国。回国后，他在翻译佛教经典的同时，还据西行中所见的110余国以及传闻中的28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历史沿革、风土人情、山川、物产、气候、宗教等情况，写成了《大唐西域记》。这部书至今仍是我们研究中亚和南亚古代地理的重要文献。唐玄奘回国后不久，又有一位使节王玄策出使麻伽达王国，帮助平息当地的一次叛乱。回国后，他也写了一部《中天竺国图》，可惜此书已佚失。

隋唐地理学的进展不仅体现在着述、地图方面，这一时期还有许多值得称道的成就。一行主持的大地测量工作，意义远不限于天文方面; 如没有对水系的充分了解，大运河就不可能进一步开凿; 《开元占经》中描述了地震前动物的反常行动; 颜真卿发现抚州麻姑山一带“高石中犹有螺蚌壳，或以为桑田所变”; 白居易写出了《海潮赋》，试图解释沧海桑田的具体机制，等等。总之，隋唐时期的地学进展是全方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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