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以后，主要有两种家庭组织形式，一是累世同居共财的大家庭，一是由许多个体小家庭聚族而居构成的家族制度。前一种形式是此前固有的，只是随着新型的选士制度——科举制的实施，早已打破士族和庶族的界限，其性质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在史书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载，陕西惠从顺十世同居，山西赵宁十世同居，安徽钟俊十一世同居，河南李士明累世同居等等。其实，在这种大家庭里，共同祖先的几代甚至十几代的子孙，数百口甚至上千口的成员一起生活，血缘关系逐渐疏远，内部矛盾日益激烈，最终家长感到难以控制，这种大家庭不得不趋于瓦解。例如清代东莞王作汉家原为大家庭，但他到了晚年则对弟弟说，人口太多，管理不易，不如分家单过，于是除将一部分家产拨作祀田，其余全部均分。他不仅与自己的兄弟分家，还把子侄辈的家产也彻底分清。所以，尽管统治者和许多士人都将大家庭作为理想的家庭组织形式，一再提倡，孜孜以求，但它始终未能占据社会生活的主流，通常是一些成长起来，另外一些又崩溃了，史书所载不过是时代的特例，实际上还是个体小家庭聚族而居构成的家族组织普遍存在。

宋初，家庭的主要组织形式是零散的独立的个体小家庭，各自为生，缺少联系，一般官僚地主都难以追溯自己的祖先，考究自己的宗族。小家庭的命运很容易随着宦海沉浮而动荡不安。为了克服小家庭的脆弱，同时又要避免大家庭的弊端，张载、朱熹等理学家开始构建家族制，并很快在社会上推行开来，成为其后元、明、清各代的代表形式。家族制的核心思想是“敬宗收族”，即由亲爱骨肉推衍到尊崇祖先，由尊崇祖先推衍到敬重同宗，再由敬重同宗推衍到团结族人，实质上是要利用血缘关系，笼络同一祖先的子孙，以求社会组织的牢固稳定。敬宗收族的主要方式就是建宗祠、置族田和修家谱，宗祠和家谱从精神上团结族人，族田从物质上团结族人。这样，个体小家庭便与同宗家族紧密地联系到一起，不仅有利于家族内部的生产协作和生活互助，也有利于调解家庭纠纷和家族矛盾，更有利于维护父权家长制，因为“如有不孝，族人公罚”要比父母亲自打骂厉害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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