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早发明蚕丝纺织的是中国。根据历史记载，早在公元前5～4世纪，中国的丝织品便远销中亚、西亚及欧洲。希腊神像和陶器彩绘人像身上所穿的细薄透明丝织品衣料，只有中国才能制造，古书中提到的“塞勒斯(丝国)”指的就是中国。汉王朝建立，经过一段时间的经济恢复，至武帝时，先后于建元元年(前139年)、元狩四年(前1 19年)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张骞率领他的使团，以强烈的爱国主义热忱和对自己使命的坚定信念，克服了重重困难，历经匈奴、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乌孙等国，开辟了一条通往天山南麓、疏勒、喀什噶尔、葱岭、费尔干纳盆地至阿姆河流域一带，以及中亚细亚、阿姆河、帕米尔高原、莎车、于阗、阳关(或玉门)回河西返长安的交通线，开创了中原地区与西域的交通新局面。在中西交通线上，西汉政府着力经营，平匈奴后即设郡屯戍，筑墩建亭，烽燧邮传俱备，以维护交通安全。东汉明帝时，西汉末年破坏了的交通线再度被接续起来，从事国际贩运的商人较从前更多。然而由于当时道多险阻，靠人负畜驮，运输不免十分困难，所以贩运的商品只是一些价值昂贵的丝绸织品和少量金银器。这条交通线后来就被称为“丝绸之路”。据说运到古罗马帝国的中国丝绸，一磅的价格就相当于一磅黄金。

魏晋南北朝时，丝绸之路除原有的北道、南道外，又增添了一条从高昌、龟兹出葱岭，经中亚各国到波斯的中道。哈来比、杜拉欧罗波、巴尔米拉出土的成批中国丝绸残件，便是那时贸易恢复发展的证据。通过丝绸之路，水银、玻璃、药材、葡萄、苜蓿、蚕豆、胡萝卜、乐器、舞曲、绘画、陶瓷器等产品从西域流传到中国。工商、僧侣、使者的交往，亦导致与社会生产、生活关系密切的重大发明、技艺和成就得到相互传播，促进了东西方社会文明的进步。

唐王朝是丝绸之路发展的鼎盛时代。在辽阔广袤的西向地域上，以长安为起点，经陇西高原、河西走廊、天山南北，跨越葱岭，若干条道路东西相连，南北交错，形成连接亚、欧的一条内陆通道。为保护丝路之安全畅通，唐朝政府加强了防卫力量并实行军屯制度，驻军家属和当地居民以及外来商贾们，分布于交通线要冲之地，友好相处，共同建设，使凉州、甘州、酒泉、敦煌等地逐渐形成为中外商贾荟聚，丝绸、纸张、陶瓷器、金银制品、象牙、宝马、犀角、沉香、胡椒等物资转运的繁盛商贸城市。唐朝皇室采取与吐蕃王和亲的方式，又开辟了一条从长安经青海入吐蕃、尼泊尔到中印度的中印藏道。唐都长安，亦因中西交通发达而跃登国际性大都会的宝座。成批的突厥人、中亚细亚和印度乃至欧非各族人民，纷至沓来，有的肩负使命，有的来经商，有的是为留学读书，有些人则长期侨居中国，或经营产业，或从事技艺、宗教活动，甚至参军。不少外籍人士通过科举道路当了唐朝的官吏，也有的担任了军事将领。在长安100万总人口中，各国侨民和外籍居民占了2%左右，加上突厥后裔，其比例不下5%。侨居者既多，往来客商尤密，友好的相处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长安乐坛深受中亚细亚和印度乐舞的熏染，绘画技巧、宫室第宅建筑也受到西亚欧风的影响。长安东市有锣(抓饭)、䴺(油煎饼)、 胡饼(芝麻饼)、 烧饼等西点专卖店。衣着不分贵贱，“好衣胡服为豹幅，妇人则簪步摇(耳环、耳坠之类)”，以堆髻赭面为时髦。元稹 《法曲》 诗中云： “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 都市中的唐人崇尚西域格调，既表现在衣食住行上，也体现于嬉戏玩好以及民俗活动方面，如长安、洛阳街头出现的泼寒胡戏。西域诸国反过来亦受到中原文化的熏染，碎叶城便是仿照中国内地城镇建设的。跨越亚欧非三大洲的阿拉伯帝国，在中国工匠的协助下，办起了造纸厂等技术工业。伏尔加河下游三角洲，引进了中国的水稻栽培技术。中国的绘画艺术，对于欧洲金银器及陶瓷器用的图案设计，产生过不可磨灭的影响。至于中国丝绸、陶瓷器及其技术的传播，更是“丝绸之路”万古流芳的佳话。

玉门关

丝绸之路北道的必经关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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