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战争频繁，社会动荡。三国各自为政，不具备制定统一的封建法典的条件，一般都沿用汉制，承袭汉律。分裂的“乱世”，统治者只能强调以刑法治世来维持社会秩序的运行，这就形成了以曹操、诸葛亮为代表的重法治的特点。曹操十分崇尚封建法治，“魏之初霸，术兼名法”。他对汉律的苛重不很满意，却无力组织封建法典的编纂，只能下令大体依汉律办案。但曹操是一个崇尚法治的政治家，曹魏政权也是一个具有法治传统的割据政权，“魏武好法术，而大下贵刑名”，因此，在曹魏代汉以后，曹魏统治者自觉地把修改汉律、编制新法典的任务承担起来。魏明帝太和三年(229年)颁行了《魏律》，这是一部针对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提高法律效能、强化封建统治的封建法典，也是我国历史上比较完整的刑法体系，对以后 《晋律》 的制定有直接影响。

曹操像

诸葛亮也是一个很重视法治的政治家。蜀国在刘备定都成都以后，在诸葛亮、法正等人主持下，制定了 《蜀科》(又称 《汉科》)，作为地区性的法规，以实现诸葛亮“立法施度”、以法治蜀的大政方针。以“恢复汉室”为号召的蜀汉政权，自然维持着汉律的崇高地位，《蜀科》便是以汉律的精神和原则为指导而制定的。江南的孙吴政权，也在黄武五年(226年)和嘉禾 三年(234年)编写科条，制定科令。同样也承袭汉律，未作重大改变。

晋统一中国后，于泰始 三年(267年)在魏律基础上修订新律，于次年颁行天下，这就是晋代的 《泰始律》。《晋律》成为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唯一推行全国的法典。《晋律》以汉魏律为基础，共20篇，比较精约，较之汉律之苛繁，是法律编纂史上一大进步。当时还有张斐、杜预为 《晋律》 作注，总结了中国古代的刑法理论和立法经验。南朝宋齐梁陈160余年，法制建设没有什么建树，基本上因袭 《晋律》。北朝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却出现了新局面。北朝140多年，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各国都比较注意法律的修订，其中以《北魏律》和《齐律》影响较大。《北魏律》能综合比较，广收博取以前的封建法律成果，在封建立法史上有重要地位。《齐律》是以《北魏律》为基础制定的，它不仅全面总结了历代封建王朝的立法经验，而且有所创新，开了唐代律、令、格、式之先河。

魏晋以来法律的重大变化是：一、特权阶层犯罪可以享有宽宥的“八议”特权，即皇亲、故旧、大功勋者、上层官僚、前朝统治者的后代等八种人，可从轻发落，从而使贵族官僚地主凌驾于法律之上;二、确立了“重罪十条”，这十条重罪(反逆、大逆、恶逆、叛、降、不道、不义、不孝、不敬、内乱)是不能赦罪的，“十恶不赦”的“十恶”，由此而来;三、对某些严刑作了改革，如族株刑妇女不再处死，改没为官奴婢，废除宫刑等。魏晋南北朝时期法律的变化与制定，是中国法律史上一个重要阶段，对隋唐法律的制定，起了奠定基础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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