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王朝为了有效地统治辽阔的边疆地区，在东北、西北、西南等僻远边区均设立了台站、卡伦、哨所、塘讯，派兵驻守，以驿路连接，从而形成了范围广泛的交通网络。这一举措，大大加强了中国内地与边区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联系，对于这些地区的文明进步有着很大的推动作用。

在东北地区，康熙时代(1662-1722)就开通了从盛京至吉林、齐齐哈尔、瑷珲、三姓等地的驿路;后来，又疏通了从辽河经易门屯河(伊通河)、松花江至黑龙江的水路航道，使该地的交通趋于繁荣。在北方，自清初以来逐步建成了密集的台站网。在漠南蒙古地区建有五路驿站： 从古北口经翁牛特、巴林等九旗十六站为一路，从独石口经察哈尔、克叶克腾等七旗六站为一路，从张家口经四子部落、苏尼特等五旗九站为一路，从杀虎口经归化城、鄂尔多斯等七旗 十一站为 一路，从喜峰口经喀喇沁、土默特等二十旗十六站为一路。在漠北蒙古地区也建有三路驿站： 从漠南蒙古四子部落至乌里雅苏台，从乌里雅苏台经十四站至科布多，从赛尔乌苏经二十站至恰克图。在西北地区，则设有与内地及天山南北之间的驿路，这里除了嘉峪关至北京的两路交通道外，尚有西抵哈密的通道。在哈密，一路沿天山北麓西行，经乌鲁木齐、玛纳斯，再以乌苏为中心，分别通往伊犁和塔尔巴哈台地区; 另 一路则沿天山南麓西行，经吐鲁番、焉耆、库车，再以阿克苏为中心，分别通往塔里木盆地南缘各地及伊犁。在西藏也建有驿路，当时主要从四川入藏，途中共设五个台站： 从成都西行，经打箭炉(今康定)、理塘、巴塘、察木多、拉里，再抵拉萨。台站之间有许多塘讯，驻有守军。此外，日喀则、江孜、定日三地也设塘讯，驻军守备。

清初以降，沙俄觊觎并不断入侵东北地区，因此清朝历代君主都相当重视对东北的经营管理，皇帝的 “巡视” 成为经常性事务。乾隆以后，禁止内地汉人开垦东北的法令逐步松弛，故有大批汉人来到东北安家落户，无数荒地迅速得到开垦。例如，奉天的旗地从顺治年间(1644 ～1661)的46万垧( 一垧约合15亩)增至乾隆时(1736～1795)的289万垧，吉林的民占地从雍正(1723～1735)末的200顷增至乾隆后期的1.16万顷。随着农田的扩大，农产品数量也大增，非但能满足本地人的消费，还能运销关内各地。手工业，如采木、采矿、冶炼、制革、纺织等行业也兴旺起来。商业的繁荣导致了一批商业城市的兴起，如长春、吉林、双城堡、宁古塔、齐齐哈尔等，这使得东北与中国内地的经济交往越来越密切。

从清初开始，就不断有内地汉人流入蒙古地区，开荒种地。到康熙时，蒙古的汉人已有数 十万之多。至乾隆时，则从鄂尔多斯，经归化城土默特旗、察哈尔、卓索图盟、昭乌达盟，以至科尔沁东部，已形成了汉蒙杂居、半农半牧的局面。即使漠北蒙古地区，也有少量农业发展起来。18世纪初，蒙古所产的小米、高粱已运销到北京。当地的开发促进了与内地的经济贸易交流，张家口、多伦诺尔、归化城成为重要的贸易城，尤其是归化城，更是商贾云集，车马交汇。在西北，清王朝统一天山南北之后，在那里实行三种形式的屯田制度，以促进其农业的恢复和发展。由官方驻军携带家属进行的屯垦，称 “军屯”，由维族农民进行的屯田称 “回屯”，由内地移民进行的屯垦称 “民屯”。这样大规模的屯田使得当地的农业迅速发展，粮食产量大大增加，经济作物也有重大突破。伴随而来的是手工业和商业的繁荣，和阗的丝绸、天山南部的棉布成为远销国内外的着名产品。

除了上述诸边区外，西藏、云南、贵州，以及台湾地区的经济发展均有长足的进步，与中国内地的联系日益密切。总的说来，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清政府对这些地区的交通的开辟，反过来，各地经济的繁荣又更加促进了交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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