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伟大的祖国，雄居在亚洲大陆的东部，幅员辽阔，物产丰饶。她不仅有着960万平方公里的锦绣山河，12亿勤劳勇敢的各族人民，而且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从170万年前的“元谋人”起，我们的祖先就劳动生息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就达4000年左右。在这历史的长河中，我们勤劳智慧的祖先，遗留下了丰富的文化典籍和科技发明创造。如果说那九曲连环奔腾咆哮的黄河，是哺育

中华民族成长的摇篮，那么这绵延起伏逶迤万里的长城，则是炎黄子孙智慧和力量的明证。

早在 二 三千年前，我们 的祖国就以当时较为发达的科学文化而跻身于世界四大文明古国的行列。在 一些文明古国衰落之后，唯有中华文明与西方古希腊文明交相辉映。而当欧洲进入中世纪基督教统治的 “黑暗时代”，科学文化的发展陷入停滞状态时，我国的科学文化却仍在持续地向前发展。这时，我们伟大的民族，“龙的传人”，以高超的冶炼技术，促进了生产工具的铁器化。据考证，中国铸铁的出现和使用，比西方要早千年以上，所以在16世纪以前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的钢铁产量在世界上一直是首屈 一指的，有时候要比欧洲钢铁产量的总和还要多。中国也是最早发明丝绸纺织技术的国家，被古罗马人称为“赛里斯”(即“丝绸之国”之意)，中国纺织技术和丝绸产品曾饮誉海外。据西方史书记载，罗马的恺撒大帝曾经穿着 一件中国丝袍到剧场看戏，引来全场一片啧啧称赞之声。由于我国的丝织品到西方要经过远程运输，故价格昂贵，有时每磅丝料的价格，竟高达黄金12两，只有帝王贵胄才能享用。特别有意思的是，据史籍记载直到公元5世纪，欧洲人还不知道丝是从蚕的嘴里吐出来的。中国也是农业文明的发祥地，在这个历来“以农立国”的古老国度里，农学成为极其重要的学科，今日的中国用占世界1/17的耕地供养着约占世界1/4的人口，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中国农业有着自己的优良传统。而且，我国还是世界上重要的栽培作物起源地之一，大豆和茶等都可以作为最突出的例证。还特别值得 一提的是，具有独特风格的中医药在几千年前就形成了体系，儿千年来为维护人类的健康作出了不可忽视的功绩，不论现在或是将来，中医和中药都是人类医药知识的丰富宝藏。除此之外，富有东方色彩的古代天文学独树一帜，古代数学的发展使我国有“数学之乡” 的美誉……

回顾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历程，我们将无比自豪地提到墨翟、华佗、张仲景、张衡、祖冲之、贾思勰、孙思邈、一行、沈括、郭守敬、李时珍、宋应星、徐霞客、徐光启、毕昇、黄道婆等一大批科学家和技术发明家响亮的名字及其辉煌的业迹; 打开我国科学文化丰富的宝藏，我们会如数家珍似地论及 《周髀算经》、《九章算术》、《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本草纲目》、《齐民要术》、《农政全书》、《梦溪笔谈》、《天工开物》、《徐霞客游记》 等科学技术史和各门学科史 上的煌煌巨着及其对世界文化的伟大贡献。我国科技史上涌现出的这批灿若星辰的科技人物，是中华民族的真正的精英; 遗留下来的这批价值连城的科学发明创造与科学着作，是中华民族的最可珍惜的宝贵财富。对于我国古代科学家在科学发明创造史 上的这些杰出贡献，每一位炎黄子孙莫不感到由衷的骄傲和自豪。

所以，在谈及中国古代的这些科学发明创造在整个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时，英国着名的科技史家李约瑟曾这样说过“中国的这些发明和发现往往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他还说，中国的科学和技术“在公元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了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水平”。(J.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序言)这一出自西方学者的评价是客观公允的。

综观整部人类文明史，我们可以发现，在世界所有的古代文明中，只有中国的文明表现出最顽强的生命力，从产生之后就连续地贯穿了人类的全部历史，而另外几支古文明都先后在与不同人种的生存交汇中变化成为与原来面貌大不相同的东西。由于这种独一无二的相对连续性，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在其发展过程中才孕育了这些灿烂的科学、技术与文化成果，这片土地成了古代世界文明最主要的发祥地之一。在人类社会从古代向近代过渡的过程中，中华文明的这些发明和发现通过西北方戈壁沙漠间的蜿蜒商路、喜马拉雅山的崎岖山道、南海和印度洋之间的海上航路以及蒙古高原上来往的迁徙人群等，向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为世界文明与文化的历史推进提供了众多不可缺少的技术条件。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辉煌灿烂的古代科技发明创造中，闪耀着四颗最为光彩夺目的巨星，这就是举世闻名的四大发明——指南针、火药、造纸术和活字印刷。中国古代的这四大发明之所以是我国各族人民历来最引以自豪的发明创造，是因为从世界范围看，它们发明时间最早，在当时的水平最高，外传之后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又最大，特别是对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科学文化的推动、生产技术的发展，以至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进步，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卡尔·马克思和弗兰西斯·培根，都对此作过高度的评价。

马克思在1861～1863年写的《政治经济学手稿》中，对中国古代的这些文明就有这样一段极其深刻的论述： “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级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说来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的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427页)培根在其着名的《新工具》一书中，也有这样一段精辟的论述： “我们如果想看看各种发明的力量、品德和作用，则最显着的例子，当求之于古人所不知，新近才发明的那三种发明(来源不明)，就是印刷、火药、指南针。因为这三种发明已经改变了全世界的表面和一切事物状态。第一种是在学术方面的，第二种是在战争方面的，第三种是在航行方面的。这三方面的变化，在其他方面亦引起了无数的发明来;好像任何帝国、任何宗派、任何星座，在人事上，都不及这些机构发明所有的影响那样大似的。”(弗兰西斯·培根《新工具》第114页)可见，马克思及培根对于火药、指南针、印刷术等伟大的发明(虽未提及造纸术，然而造纸术和印刷术是密不可分的)，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对它们的作用，尤其是它们对西方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作用，给予了充分的估计。特别是马克思，更是敏锐而深刻地指出“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即把它们的西传看成推动西方社会发展，实现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变革的强大力量。概括地说，中国的四大发明对推动近代西方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演进的历史作用主要表现在：军事上，火药武器是新兴资产阶级武装推翻封建统治阶级、实行暴力革命的重要工具; 而指南针是新兴资产阶级用强大船队开拓世界市场，掠夺殖民地，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的重要技术手段; 印刷术(包括与之相联系的造纸术)则为新兴资产阶级制造革命舆论，进行启蒙思想教育，传播资产阶级观点和主张等提供了最重要的技术条件。

然而，由于诸多错综复杂的原因，当近代文明首先在西方崛起之后，世界上最古老的中国文明之轮却因为陷入深深的历史旧辙而迟滞不前。一边是西方蓬勃发展的工业革命，另一边则是大清帝国的闭关锁国。当清王朝的大门终于被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撞开之后，面对着这一失败和耻辱，一大批有识之士惊醒了，他们开始意识到清王朝的失败是因为近代中国在制造坚船利炮的科学技术上落后了。于是，以林则徐、魏源、张之洞、严复等为代表的有识之上，开始了步履维艰的近代科学救国运动。这一运动在“西学东渐”中倡导经世致用方面功不可没，但由于他们没能真正找到导致近代科学技术落后的封建专制制度这一根本之疾，因而近代知识分子的科学救国梦并没能成为现实。中国这一古老、庞大的东方帝国经历了最痛苦的挣扎。

1949年10月1日，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无疑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具有非凡意义的转折点，中华民族科学技术发展开始了一个新的起点。正如毛泽东主席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开幕词中所宣告的那样：“中国人被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正是从此开始，我们的民族开始由古老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迈进。从本世纪50年代以后，我国在石油开采、原子武器研制和航天事业以及生物科学领域内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而80年代以来，我国更是在生物技术、运载火箭技术、高能物理和超导研究等方面跻身于世界科技发明创造的先进行列。

因此，回顾历史，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文明，以其智慧和创造曾对世界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进步产生过意义非凡的影响。展望明天，我们更有足够的理由相信，约占世界人口 1/4的中国人将在科学技术的创造发明中取得更大的成就，从而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与进步继续产生其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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