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重视礼仪，也重视音乐，认为礼和乐二者是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的，都对促进社会的道德教化，维护社会的稳定，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据说，周公曾“制礼作乐”，在制订礼仪规范的同时，主持创作了许多优美的音乐。孔子一生十分重视礼乐的振兴。原来古诗有3000余首，孔子选择其中合于礼仪的305篇，都给其谱上曲子，用琴弦来歌唱，以求合于纯正的音乐，使这些诗歌更能教育人、感染人。自西周至春秋、战国，音乐盛行于各种场合，凡是举行祭祀、庆功、迎宾、结婚、丧葬、出师征伐等各种典礼，都要演奏音乐，用音乐来渲染各种气氛，增强典礼的效果。战国初期，孔子的再传弟子公孙尼子总结了儒家对音乐的看法，形成了较完整的体系。他的观点被保存在经过汉代学者整理的音乐论着《礼记·乐记》里。战国后期，儒家大师荀子也着有《乐论》一篇，论述音乐的价值及其应当注意的问题。

鹿鸣之什 宋 马和之

《诗经·小雅》 画意。

按照儒家的理论，乐的主要功能为“同”，礼的主要功能为“异”。优美的音乐能陶冶人的性情，使上下和睦; 礼仪的规范能分明贵贱，使上下相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音乐流行，大家都来听乐唱歌，可使百姓无怨; 礼仪规范深入人心，可使百姓不争。礼与乐还应该互相配合： 举行礼仪，要演奏适当的音乐;演奏音乐，要符合礼的要求。音乐被认为和礼仪一样，是人生不可缺少的修养，因而成为“六艺”之一，是贵族教育的必修课程。在儒家看来，音乐可以改善民心，可以移风易俗，其感人至深，其教化迅速。音乐与政治是相通的，平和、庄严、清新、感奋的音乐，可以使耳聪目明，血气和平，百姓安处，乐业不流，兵劲城固，道德高尚，天下皆宁。然而，音乐又需要节制和引导，而不能放任自流。周代统治者创作了优美、庄重的属于《雅》和《颂》一类的乐曲，又创作了《韶》和《大武》这样气势磅礴的歌颂德政、欢庆胜利的乐舞，使人民观赏之后，心情怡悦，好德乐治。但是，有一种音乐和舞蹈，是靡靡之音，是放荡之舞。歌唱者缠绵悱恻，使人听了萎靡不振;舞蹈者打扮妖艳，使人看了心生邪念。在儒家看来，这样的音乐和舞蹈必须加以禁止。孔子言，“郑声淫”，要“放(禁绝)郑声”。荀子也说，“姚冶(妖艳)之容，郑、卫之音，使人之心淫”，因此必须“不听”、“不视”，“慎之”。齐人曾经送给鲁国的执政者季桓子以“女乐”，季桓子因观赏这些女子的乐舞而“三日不朝”。可见淫荡的乐舞给政治带来危害，绝对不可放纵。

面对春秋、战国时代五花八门的音乐和舞蹈的流行，道家、墨家还有法家都主张禁止音乐。道家注重养性，反对外来的干扰，认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因而必须去除乐舞。墨家主张节约，认为音乐是非常有害的事;造乐器，要耗费民财;奏音乐，要浪费民时;听音乐，要耽误民事。如果沉湎于音乐，则国家就要丧亡。法家也认为，音乐能使人产生欲望，导致人民难于治理。如果爱好五音而不从事正当的工作，则身体将会亏损;如果耽于女乐而不理政治，就有亡国之祸。在当时，只有儒家认为，音乐可以辅助礼仪而对治国安民有用，同时应该加以正确的引导。儒家的音乐理论为历代统治者所赞同，音乐作为一种陶冶民心的手段而常盛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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