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政府对于对外商贸持相当积极的态度，它十分欢迎海外各地与中国进行商贸活动，因此中国沿海居民的海上贸易并未受到严格控制。但是，当明取代元后，太祖朱元璋则实施了“海禁”，除了政府自身与海外若干地区进行交往之外，其他的民间活动一律严令禁止。当然，明太祖实行如此严格的海禁，也有其苦衷： 一方面，不少政治敌对势力逃到沿海岛屿上或海外某地，积聚力量，伺机颠覆明政权; 另一方面，“倭寇”始终骚扰不已，历时长，范围广。为保障政权的安定，明政府不得不采取“玉石俱焚” 的做法，严密封锁海道。但这样做，虽然摒除了不少政治上的不安定因素，却也牺牲了许多经济利益。

到成祖朱棣即位，明政权建立已达30余年。此时，国内政治渐趋稳定，农业、手工业都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商业资本也开始活跃起来，于是，便出现了商业资本希望扩大活动范围的强烈要求。在这种背景下，太祖时期的 “海禁” 以非正式的方式得到宽弛，中国通过海道与域外进行的交往也大为繁荣。明成祖积极推进海外交往的典型例子，便是派遣太监郑和率领庞大船队出使“西洋”。郑和本姓马，回族人，他首次出使是在永乐三年(1405年)至永乐五年。从1405年至1433年的28年中，他七次出使，历经三朝。“三保太监”郑和出使“西洋”的声势之显赫、规模之宏大，可谓空前绝后。以其中的一次为例：大小船只63艘，大者长达40多丈;人员包括水手、翻译、军士及各类后勤职员，共计5.5万名。综观七次航程，船队所抵达的地区涉及今印度支那半岛、婆罗洲、爪哇岛、苏门答拉岛、印度半岛沿岸、印度洋、阿曼湾、阿拉伯半岛及非洲东岸等地。尽管有传说称郑和“下西洋”乃是奉成祖之命，追踪逃亡海外的建文帝朱允炆，但是种种迹象表明，其主要目的只是通过“耀兵异域”的威慑方式，略带强制性地扩大中国与海外诸地的贸易交往。当时使者的船只均称“西洋宝船”或“西洋大宝船”，足证其目的在于“获宝”。史载船队曾用大量丝绸、瓷器交换各地的着名土产。“七下西洋”还大大推动了中外文化的交流，其意义亦非同寻常。

中国与南海及印度洋的交通，在郑和“下西洋”时期确有很大的发展，此后则未能持续下去，但是“东洋”海域内的交通，却较以前更为繁荣。明代中、后期之后的“东洋”，大致上只指今南海，甚至南海偏东的水域。由于16世纪以后西方列强向印度洋大肆扩张，因而中国的远洋航海向西最远不过马六甲海峡，而与南海诸地的交往却相应地增多了。例如，中国通往菲律宾的航路十分兴旺： 菲律宾的西班牙殖民者竭力招引华商前去贸易，明政府亦在隆庆年间(1567～1572)取消了“海禁”，于是，前赴菲律宾的中国商船由以前每年的3～4艘骤增至40艘左右，航道的数量也增加不少。明、清时期，中国与琉球国(今日本琉球群岛)、日本之间的海上航道也有了长足的发展。遣往琉球的诸使节都绘有标注航行线路的《琉球过海图》，十分具体详备。浙江、福建两省到日本的航线日益增多，主要有温州至长崎、凤尾至长崎、宁波至长崎、普陀至长崎、沙埕至长崎、厦门至长崎等航路。中国沿海各地之间的海道交通，同时得到发展。鸦片战争之前的清代民间帆船航路大体有五条： 自辽东湾北部至山东成山角，自成山角至茶山(在长江口外)，自茶山至台山岛(在浙闽交界海面)，自台山岛至兄弟岛(在闽粤交界海面)，自兄弟岛至南亭门(在珠江口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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