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繁荣，无疑对手工业生产起到推动的作用。棉纺织业的生产工具比元朝已有所改进，如原棉加工的搅车一人即能操作，而且效率倍增，甚至能抵过去的三四人。手摇纺车同时可纺出四五根纱线。丝织业更是达到新的高度，工序和技术愈加精细，花机复杂的构造能织出画师所绘的任何花样图案。陶瓷产品之精美亦无与伦比。造纸印刷的规模、技术也是发展空前。煤燃料的应用，使钢铁生产更为兴盛，永乐初年的9700吨年产量，已经把同期世界产量最多的俄罗斯远远抛在后边。郑和航海七下西洋，宝船长44丈，阔18丈，一次组织的船队就有62艘，其时造船吨位已达700吨，比印度多出400吨，而着名的哥伦布等几十个人驾着100吨位的海船出洋冒险却要在半个多世纪之后了。

明代手工业比较明显地出现了从使用价值向交换价值的转变，并形成了日益增长的雇佣劳动关系。技术工人的受雇人员不断增加，除了官营手工业工场开始雇用一部分技术工人外，私营作坊也雇用技术工人，如郑灏的作坊内的织帛工、挽丝佣就各有数十人。有部分技术工人因一时找不到雇主而处于待业状态，苏州花桥是缎工的聚集场所，广化寺桥是纱工的聚集场所，濂溪坊是车匠的聚集场所。这种情形的产生，乃是明代班匠制度废弃之后，手工业者两极分化的结果。明王朝建立后，起初对工匠的征集使用没有具体规定，所以工匠无法保障他们维持自身生存的必要劳动时间。至洪武十九年(1386年)，政府才规定工匠的征集办法为：估量地方远近，确定轮班次序，用书面通知，届时由工匠拿了该通知到京师工部听候调拨。每次服役时间是三个月，每隔两年轮班一次。凡是在籍的工匠，由各地方官府编制组织。这种办法比以前无计划乱征服役大有改进，然而，工匠按期赴京，不一定都有工作可以安排，却又不敢失期不至，路途遥远的就难免徒劳跋涉千百里。此种弊病，在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得到改革，新的法令中增强了轮换的计划性，规定按工匠的专业登记工匠总数，又按各部门的实际需要，打破三年一轮班的硬性规定，分成五年、四年、三年、二年、一年一轮班的制度。这样服役者可避免徒劳往返，不服役者可安心在家做自己的工作。不过，有的行业经常需要，有的行业不常用得着，明显存在不平均，还有一、二年就要轮到一次和路程远的更是吃亏太大，引起工匠们很大不满，怠工逃亡者极多。景泰五年(1454年)遂定为四年一轮班。

班匠制度是工匠为封建政府无偿提供劳役的超经济剥削制度。残暴的官吏对工匠的人身奴役和伤害相当普遍，工匠户经常以各种形式进行反抗和斗争，力图摆脱自己脖子上的这条绳索。城市经济的发展，白银的流通，大大刺激着封建政府对银货币的欲望。既然田赋通过改革可以折合成白银缴纳，那末矛盾重重，工匠经常消极怠工、频繁逃亡，产品不合规格，经管人员贪污浪费司空见惯的班匠制剥削方式，也可以通过向工匠征银代役的办法解决。于是，班匠制终于变成班银制，只要工匠按期缴纳规定数额的银子，即能避免来回奔波服役之劳。而官营工场则用班银去雇用技术熟练的匠人工作，受雇者因为不是无偿劳动就不再怠工逃亡。以银代役的法令始颁于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采取双轨制，愿意出银的，南匠9钱，北匠6钱，不愿者仍旧当班。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规定所有工匠一律以银代役。北京工部所属31个地区共收银64117两8钱，加上南京工部所属湖广、四川、云贵、福建、江西、两广诸省，计收工价银在10万两左右。班匠制度的废除，虽系剥削形式的改变，但其根本意义却是手工业生产关系的变革，促进了明代手工业经济的发展，使明后期手工业资本主义因素迅速增长。

花机图

采自明宋应星《天工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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