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缙绅地主，指的是现任官员、留职离任官员、封赠官、捐纳官等一些官僚地主。在实际生活中，情形复杂，又可把一些有功名而未仕的人物，如文武举人、监生、生员等包括进去。这些人都享有不同程度的封建特权，并且对地方具有相当的影响。这一阶层成分复杂，同样品级的官由于出身不同，地位相差很大。进士官是铜打铁铸的，散漫做去，没人敢说他不字; 科贡官兢兢业业，捧了卵子过桥，上司还要寻趁他; 品级高的吃压地位低的; 现任官则小觑候补官。然而，他们毕竟都属于地主阶级内部的同一个阶层，并且是封建统治的重要支柱。明初文武官员有24000多名，100年后即扩大为8万余名，至末叶则增加到原额的20倍。官员有俸禄，监生和生员虽无俸禄，但有供给。他们还享有优免赋役的特权。如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规定，京官一品免粮30石、人丁30名，二品免粮24石、人丁24名，依次递减，地方官比京官减半，举人、监生、生员各免粮2石，人丁2名。事实上，他们往往连应该承担的赋役也不肯负担。他们依仗有职有权，结党营私，树立自己的势力。即使是一般生员，也往往纠集群体，以把持官府、武断乡曲为能事，干扰地方行政，稍不如意就率众争于府县之庭，甚至书揭帖传单，鼓动闹事。有些地方官与他们相勾结，滥加优免，让他们逃脱赋役，甚至对他们谎报已把某某地块转让他人，或将应负担的赋役分成细数转给他人都眼开眼闭，这些赋役毫无疑问都转嫁到无财无势的农民头上，使在籍的这些农户分摊包赔。浙江奉化人戴澳，进士出身，任顺天府丞。他在原籍的2万多石钱粮本应承担一半数额的赋税，可是他采取仗势拖欠不缴的手法，经常逃税。有的人不仅自己不缴，还承揽其他富户的钱粮，立在自己名下加以侵吞。正因为他们有权有势有钱财，所以大规模的兼并土地达到肆无忌惮的地步。不少大地主都是田连州郡。内阁首辅徐阶罢官返乡，在松江地区占夺田地24万亩，据有佃户数万人。他光在华亭一处每年就收租13000石，敛银9800两。大学士梁储之子梁次摅，为占地杀了对手杨端，还将其邻居30余户屠灭，烧毁了200余人的村社。处理此案的官员慑于威势，大事化小了事。督学御史胡明善，在霍丘居乡豪横，家中私制刑具，把不服从的平民诬为盗贼。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浙江乌程民众千人拦道上书，向巡按御史彭应参告发乡绅范应期仗势强占乡民土地的罪行。崇祯年间，四川巴县王应熙，仗其兄势力为非作歹，乡民至京状告其恶480多条，赃银170余万两，其中牵涉到其兄大学士王应熊。

流民图 明 周臣

总之，缙绅地主凭借其政治、经济势力，在乡里霸占田地，劫掠铜山金穴，把持寺观香火，施放高利贷，搅得农民不能安居乐业。不少农民被迫带田投献，挂名僮仆，为奴为佃，忍受其敲骨吸髓的残酷剥削和人身欺凌。一般农民靠终年力耕，勉强度日; 遇到自然灾害，田地无收，只得借高利贷饮鸩止渴，后果就不难设想。河南巡抚赵世卿向万历皇帝报告说，路居要冲的卫辉府获嘉县因连年闹灾，瘟疫盛作，人户已逃亡过半了。正统年间山东济南、东昌等32个县逃亡死绝的就有60419户，欠税粮212500余石，马草265008束，所欠之数摊到幸存的农户头上，结果是恶性循环，造成更多农民更快速地破产。这种情况不断恶化，造成了明代多次的流民高潮。从15世纪30年代爆发的明代流民问题，持续到16世纪30年代，高峰期的流民人数达到600万人，占全国在籍人口的1/10。而《明实录》中有关嘉靖、万历、天启三朝约百年间王公勋戚文武大官兼并土地在万亩以上者，有88人，共占田217414顷，占全国耕地面积的3%，尚不包括万亩以下为数更多的其他缙绅地主和庞大的吏员豪强与一般地主。大量自耕农、半自耕农沦为佃农，甚至流民，成为农民起义的潜在力量。

本文地址： https://www.yishiweijian.com/zhonghua/20221230630.html

文章来源：主编

版权声明：除非特别标注，否则均为本站原创文章，转载时请以链接形式注明文章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