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的建立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它的混乱不堪的货币制度一直延至它在大陆的政权结束为止。1912年10月18日，刚成立的民国政府组织了以章宗元为会长的币制委员会，讨论了20多次后，提出使用金汇兑本位。翌年春，另定币制委员会组织，其中有陶德琨主张用金汇兑本位，有徐荣光主张用银本位，也有刘冕执主张金银并用，铸造金币流通，但不确定金银比价，几轮研讨，莫衷一是。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熊希龄便不用币制委员会，而由国务院组织币制会议解决，议定国币条例和施行细则。该议决基本上采纳了宣统二年(1910年)的币制规则，明确规定以银为本位，成色为八成九，任梁启超为币制局总裁。可是条规终成纸上谈兵，不久，币制局亦随梁启超辞职被撤销。1915年初，财政部又组织以章宗元为委员长的第三届币制委员会，修正前条例后，计国币含纯银六钱四分八毫，又拟铸十元、二十元的金币，辅币改为二角、五分。其时乃袁世凯任大总统，天津造币厂大量铸造了袁世凯头像银币。后因袁氏急圆皇帝梦，大搞复辟，导致南北分裂局面，继而军阀混战，民国币制统一之说遂成空谈。市场上流通使用的，有中国的银元和银两，也有外国的银币，如墨西哥鹰洋; 既有国内各种银行印发的纸币，也有外国银行发行的钞票。银元、银角子、铜元、铜钱、镍币、兑换券、银行券、铜元券、钱票、外国银元券，五花八门，无奇不有，当局根本没有能力制止。1918年皖系执政期间，曹汝霖拟定过金券条例，公布于8月18日，意在迎合日本侵略要求，后因国民抵制日货运动未能实行。

当时民国政府即使是对银本位的实施，也是困难重重。市场上银两势力不仅存在，而且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又有增长趋势。各处趸发物资，统按银两计价。上海的规元又成了全国银元比价的标准，天天开盘有行市，上下浮动。所谓上海规元，实际上是由二七宝银按漕平九八合规元百两推算出来的一种记账单位。由此可知，当时的上海已经确立了作为全国金融中心的地位。1926年革命军北伐后南京政府成立，币制问题再次提了出来。1928年全国经济会议上曾建议先用银本位，后用金本位，还聘用外国经济专家做顾问，但事实证明只是纸上谈兵。由于银底减少洋底增厚，废两改元措施势在必行。1932年的时局，使内地银元决壅流向上海，洋厘大跌，打破七钱大关，创六钱八分的历史纪录，于是废两改元、统一币制问题再次被提上议事日程。至1934年，改革方案历经辗转终于到了立法院，后者规定银元重量为26.6971克，成色为八八，纯银为23.493448克，合上海规元7钱1分5厘，外加铸费合715。又成立上海银元银两兑换委员会，按715平价兑换银两。3月10日起，一切流通业务均以银元计算。这样，理论上讲币制已经得到统一，可是实际上国内流通领域依然如故，四川有川洋，广东有毫洋，鹰洋、龙洋、大清银元、袁大头、孙中山头像银元(小头)满天飞。辅币一项尤其复杂，有银角子、镍角子、铅角子，本位币和辅币的兑换未必就是一定不变的十进制。

法币

白银问题成为国计民生攸关的主要问题。国民政府被迫实行纸币政策，由中央、中国、交通三家银行统一发行法币，后又有中国农民银行加盟，企图杜绝金银进入流通渠道。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当时美国停止收购白银，造成国际市场银价惨跌，“法币”基础动摇; 以后又遭日本打击，所遇困难重重，历经多变，最终导致通货膨胀，越发不可收拾。但是，英美日诸国和民国政府中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却在币制改革中捞到不少好处。如美国在1935年就从中国运走5000万两白银，蒋介石集团在将白银收归国有的换兑中，一下子就搜括了价值三亿多元的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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