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独具特色的文化与性格，当然是由自然的、经济的、社会的因素综合形成的，而中华文化圈周边环境的特征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物质前提。中国位于地球上最辽阔的亚欧大陆的东侧即东亚大陆，其东南濒临太平洋，北部、西北部、西南部则深居亚欧大陆的中心，是一个 “右高原，左大海” 的大陆—海岸型国度。由于中国北临漫漫戈壁和原始针叶林，西靠高山雪峰与万里黄沙，西南壁立青藏高原，这三面形成中国陆上的天然屏障，也造成与外部世界相对隔绝的状态。剩下的东面濒海，从北到南有渤海、黄海、东海、南海等四大海域。海岸线仅大陆部分就有18000余公里。这漫长的海岸线对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又具有怎样的影响呢?

从理论上说，有海洋，就会有海上交流，而海运，又是一种成本低廉的运输手段。海运繁荣，不仅有助于一个民族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且会开阔 一个民族的视野与胸怀，为民族文化注入新鲜活力。如欧洲大陆，被地中海、黑海、波罗的海等内海纵深切割，呈现陆—海交错、港湾纵横的格局。这使欧洲人与海洋打交道的机会繁多，并由于陆海交织，各陆地间距离不远，使航海变得相对容易且安全。欧洲人的航海业首先就是从地中海发展起来的。比较起来，东亚大陆则呈较为规则的椭圆形板块状，既没有海洋深入陆地腹里，又基本没有内海切割。太平洋阔无边际，深不可测，几乎可以将海际作为天边，这就增添了大洋的神秘性和征服的难度。所以，长期以来，中国人只是与就近的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有交往，在那些地方留下了中华民族久远深刻的文化影响，如汉字、儒学、宗教等。辽阔无际的太平洋构成中国人进一步走向外部世界的障碍。中国古时也有航海活动。例如，着名的明朝郑和七下西洋，以规模和航海水平论，都是举世瞩目的。但郑和远航的目的，既非发展贸易更非军事征服，而是以经济发达作后盾，代表中国皇帝去“宣威海外”，提高中国的声誉。这种不具有经济动力的远航转瞬即逝，且无以后继。在这以后，明清两朝出于专制统治的需要，采取闭关锁国的国策，厉行海禁、迁界政策，大大妨碍了海运发展。中华大地三面为陆上障壁所阻，一面隔洋，但内部回旋余地又相当开阔，这使得中华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交流频繁，而与外界则交往有限，受外部世界的影响少，这就提供了一种自我封闭的可能性。西北口虽有汉代张骞打通过一条“丝绸之路”，但毕竟充满艰难险阻，交流规模始终有限。于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系统，主要由内部各民族文化多元融合而成，自成体系。一直到近代，西方资本主义以武力从海上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迫使中国东南沿海口岸向外开放。

钱江潮

中国的海岸线以钱塘江出海口为界，形成南北不同的特征。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注重发展交通事业，但侧重点是在陆上而非海上。对于海洋的着眼点，主要是鱼盐之利，以及修筑塘堤，与海争地。这又是由以农耕经济为基础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特性所决定的。中国漫长的海岸线，以杭州湾为界，以北多为沙岸，以南多为岩岸。这些海岸无时无刻不在变化，尤其是沙岸，变化之大真可谓“沧海桑田”。海岸线变化的总体趋势是不断地向外推移。例如今天上海市的成陆过程，就是长江三角洲南海岸线不断向外推移的结果。海岸线变化的原因归纳起来有两类，一类是自然的，如黄河改道造成泥沙淤积，使海岸线向外推进;一类就是人为的，如修筑塘堤，既抵御海潮，又扩大耕地。修筑塘堤的工程早在秦汉时代就已开始，历代重修重建，随着塘工技术的提高，御潮和围海的效果大大提高了。自然的和人为的力量相结合，就造成地理环境的巨大变化。例如苏北海岸线，自北宋年间范仲淹修筑苏北范公堤以来，在自然与人工双重作用之下，海岸线一直向外伸展。明朝嘉靖年间，已推移到西距范公堤10公里处;到19世纪中叶，西距范公堤已逾50至70公里。到清光绪年间，苏北海岸线已推移到今天的位置。今日中国东南部富庶美丽的杭嘉湖平原、宁绍平原以及珠江三角洲平原，都是由历史上江河泥沙淤积而成的。可以说，中国海岸线的推移，也给以农为本的中华民族带来了有利的生存和发展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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