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蒙藏关系十分密切。13世纪初叶，草原的游牧民族蒙古族崛起，并开始了以武力统一全中国的进程。蒙古族在与今天藏族的先民吐蕃族发生联系与交往时，一开始就表现出蒙藏关系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那就是，由于当时吐蕃处于领主割据、分散发展的历史时期，吐蕃各地方势力与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各教派紧密结合，形成教派林立的局面。因此，蒙古族往往通过拉拢和利用较有势力的教派来达到其控制吐蕃的目的，而那些具有实力的教派为称雄吐蕃，也总是借助于蒙古族的军事支持来巩固和增强自己的势力。从窝阔台任蒙古大汗时起，蒙古族就利用当时喇嘛教中势力较盛的萨迦派，建立起蒙古与吐蕃政治上的主从关系，为后来蒙古族建立的元朝中央政权对西藏地区实行行政管辖奠定了基础。元朝蒙古族统治者引入喇嘛教作为元代的国教，并通过建立宣政院和帝师制度，利用喇嘛教首领来统治西藏地区。14世纪萨迦派走向衰落，噶举派成为藏族地区实力强大的一个教派，受元廷重视的程度仅次于萨迦派。

1368年，蒙古贵族统治全中国各族的局面被明王朝所取代，蒙古族被迫退出中原回到蒙古草原。蒙古佛教随之衰弱，而原始的宗教萨满教又活跃起来。到16世纪，蒙古族土默特部俺答汗势力强盛，统一内部，成为右翼蒙古的首领。俺答汗势力向西北的甘肃、青海等地发展。明清之际，部分蒙古人移牧青海，到达藏族地区，后来就有相当一部分蒙古族融入藏族之中。就在这一时期，发生了俺答汗与索南嘉措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见事件，成为蒙藏关系发展的新起点。索南嘉措是喇嘛教新兴的格鲁派第一位转世活佛。格鲁派俗称黄教，是西藏喇嘛教中最迟形成的一个教派，约在15世纪初叶兴起，16世纪发展迅速，并开始采用活佛转世制度。黄教势力为求发展壮大，向外传教并寻求支持。自1574年起，俺答汗多次派出使者邀请索南嘉措去传教。1578年俺答汗与索南嘉措在青海会面，召开了有蒙汉等族10万多人参加的盛大法会，举行了隆重的入教仪式，蒙古族受戒者多达千人。索南嘉措接受俺答汗所赠“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的尊号。自此以后，达赖喇嘛的名号开始衍传。索南嘉措则赠俺答汗“咱克喇瓦尔第彻辰汗”尊号，意为聪睿汗王，对其他蒙古贵族也分别给予各种称号。从此蒙古上层贵族开始接受佛教首领所赠的各种称号，这对以后的宗教权力与世俗权力相结合有很大的影响。索南嘉措多次到蒙古各部讲经传教，使黄教在蒙古地区广为传播。西藏的哲学思想、文学、医学、天文历法、建筑艺术等随之传入，对蒙古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索南嘉措在当时蒙藏社会中具有崇高的地位和声势。俺答汗去世后，索南嘉措于1587年亲自前往为俺答汗主持葬礼。1588年索南嘉措应明神宗(即万历皇帝)的邀请入朝北京，在途中圆寂，被黄教定为达赖三世。他的转世灵童被认定为俺答汗的曾孙，成为达赖四世云丹嘉措。达赖喇嘛转世在蒙古，对蒙古佛教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西藏格鲁派上层喇嘛到蒙古地区传教，有些在蒙古地区圆寂转世于蒙古，加之蒙古本地建立的寺庙首领圆寂也进行活佛转世，使得蒙古喇嘛贵族不断增加，形成了喇嘛贵族阶层。

蒙古贵族崇信黄教，并以武力支持和巩固黄教寺院势力在西藏的优越地位，挫败黄教的一个个政敌。到清朝1644年定都北京时，西藏以及藏族地区已尽在蒙古和硕特部的控制之下。由于和硕特部领袖固始汗早已归附清朝，所以清朝实际上已经通过和硕特部实现了对藏族地区的间接统治。固始汗一方面扶持黄教寺院势力在藏族社会的地位，另一方面又担心当时的达赖五世权力过于集中，于是当他在1642年统治西藏后，就尊奉达赖五世的老师罗桑却吉坚赞为师，并于1645年授予他“班禅博克多”的尊号，从而在黄教中建立起另一大活佛转世系统，即班禅活佛系统。但由于固始汗对西藏的统治只留意于政治、军事方面，而将经济大权拱手献给达赖五世，最终导致蒙古势力在西藏的衰微。

五世达赖阿旺罗桑嘉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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