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中叶后趋向衰微的中国天文学，在西学东渐之际又有了起色。明末清初，王锡阐、梅文鼎这两位民间天文学家在批判吸收外来学说、发展天文理论方面作出了许多贡献。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出中国天文学与西方天文学走向融合的历程。

王锡阐以前明遗民自居，曾自杀殉明而未成。由于“亡国灭种”之恨，他对西学持厌恶态度。但他在治学方法上崇尚实际，这与明儒崇尚空谈、不务实学的风气大为不同。清代采用西洋新法编制的历书，而王锡阐认为西法在回归年长度变化、岁差、月亮及行星的拱形运动、日月视直径、交食时刻、食分等多个问题上不完善。客观地讲，清朝当时使用的 《西洋历法新书》 所依据的天文学原理只是开普勒、牛顿以前的欧洲古典天文学原理，王锡阐的批评大多是正确的。对于西法中的优点，王锡阐则指出西法本源于中法，其优点中法其实早已有之。他又进一步说： “西人窃取其意，岂能越其范围?”王锡阐是“西学中源”说的始祖之一，然而尽管他对西方天文学态度偏激，却仍能 “取西法之材质，归大统之型范”，主张中西兼用。

王锡阐最重要的天文着作是1663年着的《晓庵新法》。全书共六卷，其中第一卷讲述了天文计算中必需的三角学知识，用中国的文字定义了三角函数，而未用西方的表达方式; 第二卷给出了重要的天文数据; 第三卷用中西混合的方法指出了朔望、节气时刻及日、月、五星的位置; 第四卷研究日夜长短及日月五星的视直径; 第五卷给出了确定日心、月心连线的方法，即“月体光魄定向法”;第六卷讨论了日月交食、金星凌日等重要天文现象，这当中，金星凌日的计算是王锡阐首创。应当指出的是，王锡阐在天文学上的成就大部分是应用西方的三角知识取得的，他讨厌西学，却与某些盲目自大、不顾良莠的排外者有根本不同。在王锡阐的另一部着作《五星行度解》中，他建立了自己的宇宙模型，该模型与主张行星绕太阳转、太阳绕地球转的第谷体系颇为相似。他还讨论了水内行星存在的可能性，认为太阳黑子正是水内行星凌日的结果。这一观点在今天看来价值不大，但较之中国古代万能的阴阳二气解释，显然是一个进步，这也表明中国天文学在西学冲击下，内部思想方法已发生了微妙变化。

与王锡阐比，另一位清初历算大师梅文鼎对西方天文学的态度更有“纯科学”的意味，尽管他也主张“西法中源”。梅文鼎的主要贡献在于复兴中国传统的天文和算学知识，并且推进中西天文学的融合。梅文鼎在他本人的着作中，再次阐明了已失传的古代历理。传统天文学中的许多方法，如郭守敬的三次内插法、黄赤相求术在明代已失传，因为梅文鼎的发掘而大放异彩。他又写了《交食》、《七政》、《五星管见》、《揆日纪要》、《恒星纪要》等书介绍第谷式的西方天文学。他还借鉴西方天文仪器的原理，制成了璇玑尺、揆日器、侧望仪、仰观仪、月道仪等多种仪器。梅文鼎在他的另一部着作《历学疑问》中，论述了中西历法的异同，并将许多西方天文知识纳入中国古代学术体系中，如他称西学的“地球寒暖有五带”，即《周髀算经》中的“七衡六间说”。可贵的是，这位学者并不因为“西法中源”就盲目自大，而是明确主张“历学古疏今密”，婉转承认了西方天文学的先进。梅文鼎还在介绍和发展来自西方的数学知识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王锡阐、梅文鼎这两位学者，正好生活在中西交融的时代。他们精通中学，又能理解西学，主张把西方的东西纳入中国的“大统”中，虽然有很大局限性，但客观上起了促进引进新学术、新方法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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