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汉代，就有琵琶、羌笛等乐器由西域或通过西域传入中原。尤其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空前的民族大迁徙与大融合，各民族文化交流频繁，使中国音乐发生巨大的发展变化。这一时期有较大影响的民族音乐是凉州乐和龟兹乐。龟兹乐出自龟兹(今新疆库车)，是在西域广泛流行的属于西域乐系的一种占老乐律，在西域各乐部中最具有代表性。凉州乐则是融合天竺、龟兹及其他乐派因素而形成的。东晋和十六国时期，西域一直属凉州地方集团的势力范围，先后建有前凉、后凉、西凉、北凉等政权，早在西晋后期，天竺国(印度)送给凉州(今甘肃威武)刺史张轨乐工22人，乐器一部，其中有笛子、琵琶、箜篌、五弦、铜鼓、皮鼓等，并带来多种天竺曲调。后凉征西域时，又获得筚篥、腰鼓、羯鼓、答腊鼓等许多乐器和龟兹乐曲。这样，天竺乐和龟兹乐在凉州逐渐融合，又吸收当地汉族音乐的长处，形成了独特的凉州乐。凉州乐对中国北方民族影响颇大，它与汉族正统乐曲相比具有粗犷悲壮、豪迈激昂的特点，更易为北方少数民族所接受。因而，凉州乐往往成为他们的国乐。

隋朝统一了中国南北，也就继承了南朝和北朝的文化，包括音乐文化。在隋朝宫廷燕乐(宴乐)九部和随后的唐朝燕乐十部之中，最重要的乐部有：属于中原音乐的清商乐，西域乐中有代表性的龟兹乐，以及出于凉州的西凉乐。龟兹乐早在后凉时即已传入内地，隋唐时大盛，出现了很多精于龟兹乐的乐师。龟兹乐成为唐以后燕乐的基础，对汉族音乐影响很大。唐代十部燕乐中西域乐系占了三部，即龟兹乐、疏勒乐、高昌乐。唐代的乐器也有不少是从西域传入的，例如当时最流行的乐器之一“筚篥”即出于龟兹。唐代的乐工很多是“胡人”或“胡裔”，不少着名音乐家是西域人，如龟兹人白明达、疏勒人裴神符等。白明达的《春莺转》、裴神符的《火风》、《胜蛮奴》、《倾盆乐》等乐曲，深为时人喜爱。所以，就唐代音乐的发展趋势和整体来说，是继承和吸收各民族的音乐成果而形成新音乐。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大一统大发展的时代，其音乐文化成果对后世中华音乐的发展无疑具有重大影响。

宋元时期的音乐以中原和江南地区的民间音乐为主。当时由于一些民族的迁徙流动，北方和西北诸民族的音乐不断传入中原地区，丰富了中原音乐的内容; 同时，大批的外国人迁入中国，带来了他们的音乐文化，也使中国音乐增添了新的因素。随着伊斯兰教传入新疆的阿拉伯和波斯音乐，对以后的新疆音乐影响较大。元朝时有回回乐曲，以及经由新疆传入内地的几种新乐器，如弹拨乐器“火不思”、“七十二弦琴”、“兴隆笙”等。

龟兹乐陶俑

这组云南大理城西郊出土的陶俑共八件，表现的是当时的南诏国演奏龟兹乐的场面。

总之，在漫长的历史年代里，中国古代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后来成为中华文化组成部分的音乐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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