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食、住、行，是人类社会物质文化的四大主要内容。其中行是凭借各种通道得以进行的。在飞机发明以前，人类的交通通道主要有水、陆两种。原始社会时期人们虽然交往不是很多，也不那么广泛，但是从全国主要文化遗址的分布考察，水陆交通道路已经有了。夏、商、周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已经初步形成了交通网络，并不断向远方扩展。传说中的禹东巡会稽，周穆王西游会西王母等等，正是这种向远方扩展的反映。大致周朝的时候，已经注意到了陆道的修整，所以有“周道如砥，其直如矢”之说。到了秦朝的时候，在春秋战国时期道路建设的基础上，形成了以国都咸阳为中心的10条“驰道”和“直道”，辐射范围西向甘肃、四川，东至浙江绍兴，南抵昆明、广州，北达内蒙古包头。

秦以后随着中原王朝疆域的扩展及其与周边民族交往的频繁，陆路逐渐向西北、东北、西南和东南几个方向扩展。其中有由长安、洛阳、开封或北京通向西北的主要通道，也就是历史上的 “丝绸之路”。“丝绸之路”形成于汉朝张骞通西域以后，分为南、北两道。南道自今新疆若羌东北沿昆仑山脉北麓西行，一直到达今阿富汗和伊朗; 北道自今新疆吐鲁番沿天山山脉南麓西行，到达今乌兹别克、哈萨克等地。三国时期，在西汉南、北道之外又开辟了天山北麓“新道”，从敦煌出玉门关进入西域。东晋南北朝时期，因为河西地区战争不息，丝路阻塞，由青海接西域南道的 “青海道” 代之而兴。隋唐时期是丝绸之路的鼎盛时期，除了上述通道得到进一步发展以外，还开辟了经由吐蕃交通印度、尼婆罗(今尼泊尔)的“吐蕃道”。由陆路交通西域的丝绸之路，直到十五六世纪欧洲前往东方的 “新航路” 发现，才逐渐衰微。

水上交通有内河航运和海上交通两类。由于我国河流众多，而且大都有舟楫之利，所以内河航运很早就成为陆路交通的补充或专门的运输部门。实际上我国原始社会的遗址大多分布在河流沿岸，除了取水方便以外，也同利用水路进行交通有一定关系。历史上初具规模的内河航运，当首推公元前647年秦穆公“船漕车转”，向晋国运送救灾粮食。其后，从 《禹贡》 描述各州贡道利用水流情况来看，战国时代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水上运输网，重要的江河都已被利用于航运。秦汉及其以后，内河航运进 一步扩大，被利用的江河也愈来愈多。为了弥补自然水道在航运方面的不足，春秋以降，人们又开始了运河的开凿。如吴王夫差于公元前486年主持开凿沟通江淮的邗沟和公元前482年主持开凿沟通济水、泗水的荷水。战国时期魏国开凿沟通淮、济的鸿沟。隋朝隋炀帝在位期间，先后开凿了沟通黄河、淮河的通济渠，沟通黄河、海河的永济渠，并浚深加宽了邗沟和秦始皇时代已形成的今镇江至杭州的江南运河。经过唐、宋时期的进一步完善，形成了以洛阳、开封为中心的运河系统。元朝建都大都(今北京)，先后开凿了济州河、会通河和通惠河，至此形成了全长1782公里，跨越浙江、江苏、山东、河北、天津、北京六省市，贯通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五大水系，沟通北京至杭州的内河航运的京杭大运河。明、清两代相继建都北京，作为国家经济命脉的京杭大运河盛极一时。

海上交通既给东南沿海各地区的交通提供了方便，也是联系海外民族的必由之路。沿海各地的海上交通早已有了，春秋时代齐、吴、越诸国之间的沿海航线已经开辟，大批战船往来畅通无阻。大约在秦朝已经可以离开沿海航线，航行到更远的海域。当年徐福下海求仙，据说就是去了日本。唐代，日本来中国的航线有抵今山东的北线和南达今江浙的南线。南北两线之间还有一条径渡的航线。除上述航线以外，日本来唐还有一条沿朝鲜东海岸到达图们江口的航线。与横渡黄海、东海而交通日本、朝鲜相比较，我国古代通过南海的航线交往的国家和地区更多。汉朝的时候就已通过琼州海峡，沿越南、马来半岛海岸南行，穿过马六甲海峡，绕缅甸、印度海岸而到达黄支国(位于印度马德拉斯南)和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东汉时利用信风横渡孟加拉湾或印度洋，与大竺(印度)之间有着频繁的交往。与此同时，还开辟了与大秦(罗马帝国)之间的航线。随着航海技术的进 一步提高，宋元时期与东非的许多国家有了航路相通。那时泉州为最大海港。泉州除了经由明州前往高丽、日本的航路外，与东南亚诸国，与印度及波斯湾沿岸的阿拉伯诸国，与东非的今索马里、桑给巴尔，与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都有航路相通。明朝郑和从永乐三年(1405年)到宣德八年(1433年)，先后7次率领庞大的船队，横渡印度洋，到过37个国家和地区，是航海史上的伟大壮举，也是中国历史上航海发展新高峰的标志。明朝时期马尼拉—墨西哥贸易的发展，更将中国的远洋航线延伸到了美洲。直到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近代航海事业的兴起，帝国主义垄断了中国的海上交通，中国的航海事业才走向衰落。

本文地址： https://www.yishiweijian.com/zhonghua/20221230579.html

文章来源：主编

版权声明：除非特别标注，否则均为本站原创文章，转载时请以链接形式注明文章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