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被认为是对人类历史进程影响最大的人物之一，但他在世时，似乎不如后来那么神圣。孔子年轻时曾做过鲁国管牛羊的小吏，他的邻人也曾直呼他为“东家之丘”。也许正是因为他有机会观察家畜的生长与繁殖，所以《论语》中不仅有光辉的哲学及教育思想，而且也有关于牛的变异现象的描述。

《论语·雍也》中说： “子谓仲弓曰，犁牛之子骍且角。”犁牛，据郭沫若解释是黑牛，骍指红色。原文的意思应是，黑色的(且角短小的)牛却生出了红色而角很长的牛。这是典型的变异现象。孔子虽是讲动物，实际上却以此喻人，他的谈话对象仲弓是个了不起的人才，“可使南面”，仲弓的父亲却是一个“贱人”，孔子正是指出了仲弓父子的截然不同。

其实，我国古代对人和其他生物的遗传与变异都有所认识。范蠡所说“慧种生圣，痴种生狂”固然有些道理，然而父子之间的差异是不争的事实。屈原就曾提问：鲧和禹是父子，然而两人的差异是怎么形成的呢?坚持“子类父性”的王充也承认一些农作物“生于常类之中而有诡异之性”。

在确认变异存在的基础上，人们也开始认识到了变异的某些规律。明代夏之臣在《评亳州牡丹》中说： 同一个品种的牡丹中，产生了变异品种，这是由于种子发生了忽变。他还认为，正是种子的忽变导致了亳州牡丹品种的繁荣。夏之臣的见解恰与近代生物学暗合，遗传学研究证明植物突变大都在种子中发生，而且花卉种子在休眠中不仅会发生生理突变，也会发生染色体的畸变。南宋陆游也曾发现“绍兴春”、“泼墨紫”等34个牡丹名品都是由 三个品种的种子发生变异而形成的新品种。

环境是诱发变异的重要因素。在《天工开物》 中，宋应星就是指出过黍、稷、粱、粟等作物种类很多，且“相去数百里，则色、味、形、质随方而变，大同小异，千百其名”。宋应星的论述尚不如他的前人具体，宋代科学家苏颂说： 要使牡丹品种奇异，需“秋冬移接，培以粪土;至春盛开，其状百变”。苏颂还分析过契丹养马时“纵其水草，不复羁”对马性状的影响。宋代刘蒙也发现，牡丹、芍药两花在山野时，“皆单叶小花，至于园圃肥沃之地，栽锄粪养，皆为千叶大花，变态百出。”刘蒙还描述了野菊与甘菊在同样环境中生长后的情况： “花大者为甘菊，花小者为野菊，各种园圃肥沃之处，复一体，是小可变为甘也，如是则单叶变为千叶亦有之矣。” 刘蒙通过对比有力地证明了环境的改变使野菊发生变异，变得与甘菊一样了。

沈括曾经说： “大凡物理有常有变”，“常，则如本气; 变，则无所不至”。事物总是既有正常稳定，也有变化，两者并存不悖，生物的性状也是如此。中国古代对遗传和变异规律的认识充分证明了沈括的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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