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前，一些开明的知识分子已开始非议封建旧礼教。学者俞正燮认为，不该以 “贞烈”苛求妇人，夫死而妻不再嫁，固然可敬，其再嫁者，亦不当责难。龚自珍认为，君主应礼遇臣下，不该“朝见长跪，夕见长跪”。嗣后，随着西方新思想的传入，对旧礼教的批判日深。维新派许多人主张“男女并重”，禁止妇女缠足，改变不便动作的 “褒衣博带” 的旧礼服，提出见尊长只要拱手一揖便可说事，废除繁琐的旧礼节。辛亥革命后，人们对封建纲常礼教的批评更为激烈，认为这种礼教使人养成 一种 “卑屈之风，服从之性”，是 “杀人于无形”。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明确宣告要“消灭”旧礼教。鲁迅在着名的《狂人日记》中揭露两千多年的历史，满本都写着两个字 “吃人!”此后，吴虞又写了 《吃人与礼教》一文，指出： “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呀!”这些愤怒的揭露和呐喊，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人民的觉醒。

在批判旧礼教的同时，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也得到了广泛的宣传。康有为认为，礼应使人们 “各得其分，各得其乐，而不相侵”。人类 “同为兄弟，实为平等”，各有自主独立之权。女子当与男子一切相同，寡妇不当为男子苦守。严复热情提倡自由，同时又提出自由以“毋相侵损”为准则。他认为西方之所以富强，是因为“人人得其意，申其言”，而上下“联合一体”。资产阶级革命派宣传父子也是平等的，他们都是人，其区别仅仅是 “一先生、一后生而已”，故他们之间只有长幼的年序，而没有尊卑的理义。封建时代为女子设立的 “三从四德”，是广大女子身上的一副沉重枷锁。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出，“男女同生天地间，同有天赋之权利”，理应一律平等。孙中山还提倡人类以“互助”为原则，好像舟行大海中，遇到风涛，同心互助，才能 “共济”，社会国家乃互依的团体，如不互相帮助，也就无法生存。

由于对封建旧礼教的猛烈批判和资产阶级自由、平等的思想日益深入人心，近代社会的礼仪制度开始改变。小辈遇到尊敬的长辈不再跪拜，而行弯腰鞠躬礼或举手致敬礼，朋友之间用握下来代替打躬作揖。原来对尊者、贵者称呼为“大人”、“大老爷”，慢慢改称为“先生”。宽衣博带的旧礼服，为简易方便的中山装和西装所取代。男子长发蓄辫的陋习也开始革除。死者丧葬原来要入棺，埋地，造坟墓，大操大办，近代渐行火葬，丧事从简。社会上的一夫多妻制和摧残妇女的童养媳制受到谴责，开始收敛。婚姻自由的原则逐渐推广，结婚不需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可以完全由男女双方自己决定。男女开始有平等的继承财产的权利。女子不再从小缠足，社会上对大脚的妇女也不再歧视。上述这一切礼仪制度的改变，是中国近百年来经济、政治、文化大变动的结果。

然而，近代礼仪制度的改变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一些顽固的封建卫道士时时负隅顽抗，即使主张变革自强的开明官绅，也依然固守旧礼教的阵地。曾国藩在残酷镇压农民起义军的同时，大肆鼓吹“礼治”，宣称“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的等级和礼教纲常如同穿鞋戴帽一样不可颠倒。张之洞、劳乃宣等主张治国应以礼教为本，法令为末，凡法令有悖礼教的地方都应改正。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张勋等为了复辟帝制，又大肆宣扬尊孔复礼。这些人不过是企图螳臂挡车，不可能逆转滚滚向前的历史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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