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法与族规并无明确界限，统为治理家族的法则和规范，其表现形式大多为条文化的规章制度。早在唐代，江州长史陈崇曾、河东节度使柳公绰等名门大族就已经制订了家法。后来随着家族制的兴盛，出于家族管理的需要，家法与族规更加普及开来。北宋中期，着名理学家张载的学生吕大钧制订“乡约”，以“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为原则，详细规定了入约者应该遵守的事项，史称《吕氏乡约》，这可以视为最早的民间自发制订的居民守则。南宋中期，再经大理学家朱熹的增损和提倡，乡约更加流行一时。应该说，乡约本身并非家法、族规，但在聚族而居的家族传统下，共同生活于一方水土者，往往不是同宗即是同姓，乡约的流行也就给家法和族规的普及以很大影响。据记载，当时的吉州颜氏、绍兴裘氏、饶州朱氏、抚州陆氏等都订有家法族规。家长制下，族长是家族的最高统治者，不仅负责日常管理、纠纷调解等工作，而且有权教导、制裁子弟。饶州朱氏的族长每天都要聚集子弟，进行训饬，久而久之，这些训饬就被编撰成族规，共分父母、兄弟、宗族三部分。绍兴裘氏有一条世代相传的竹箅，倘有人违犯族规，族长有权命人用它对违犯者进行责打。抚州陆氏则每天清晨击鼓三叠，催人早起，并让一名子弟高唱道： “听!听!听!劳我以生天理定，若还懒惰必饥寒，莫到饥寒方怨命，虚空自有神明听。听!听!听!衣食生身天付定，酒肉贪多折人寿，经营太甚违天命。定!定!定!”家法族规一般都对子弟违背道德教化的行为制定了相应的惩罚措施。例如 《郑氏规范》规定，凡是子弟有吃喝嫖赌等不规行径，父母教育不听，可以由族长召集族众共同教育之，并命他磕30个响头以示认错; 还不思悔改者，则由大家痛打之; 倘若一错再错，则于祠堂中祭告祖先，将其开除族籍，并给予三年考察期，只有确实改过自新，才可恢复族籍。值得注意的是，任何家法族规都不是只讲严厉制裁，不讲循循善诱。因为中国传统的“中庸”思想也深深浸透到了家族管理中，要求立家之道，不可过刚，不可过柔，必须适中适宜。此外，家法族规是对家族的全方位约束，既约束族众，也约束族长，故规定“子孙固当竭力以奉尊长，为尊长者，亦不可挟此自尊”，十分强调宽容忍让。可以说，宋明时期家族制的建立与巩固，就是依赖族产为物质基础，族谱为联系工具，家庙为活动中心，家法、族规为统治手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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