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是世界闻名的万里巨川，黄河流域是灿烂的中华文明的摇篮之一，可是黄河的经常决溢也给两岸的人们带来深重的灾难。因此，历代都把黄河的治理看作是国家的大事。传说中的神农时代，黄河流域的氏族部落已进入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发展阶段，生产力低下的原始农业，遭遇洪水破坏，家园就难免毁于一旦。于是，出现了像共工堙水，壅防百川，鲧障洪水，九载绩用弗成，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终于平治水患的故事。冥是夏朝的治河官，以身殉职。契曾佐禹治水有功，舜任他为司徒，可是他的子孙建立商朝以后，却以“沉五牛”、“沉妾”的祭祀方式和反复迁都的办法来对付水患。

堤防一直是古代整治黄河洪流的传统办法，自西周至春秋战国，黄河下游河道的堤防已具相当规模。齐与赵、魏以河为境，双方筑堤各距河25里，两堤之距离就有50里，洪水来时便能在这宽阔的河床内奔流。秦统一六国之后，把过去分段建筑的堤坝连接起来，千里黄河大堤一片青葱林木，既是防洪水的大堤，又兼驰道。至汉代，河患已有详细的记载，严重的决泛导致河道改变，甚至溢入淮河。汉朝政府设“河堤都尉”、“河堤谒者”等职官，领导沿河各郡修护堤防，专职人员少者数千，多时万人以上。淇水口(今滑县西南)上下，堤身高9～11米，可见当时河堤规模的宏伟。元封二年(前109年)，汉武帝亲临瓠子堤(在今濮阳西南)决口处，采取沿口门全面打桩填堵之法，堵塞了决口。建始四年(前29年)，王延世采取先自决口两端向中间进堵，最后以沉船一次堵合的技术，获得东郡堵口成功。此外，河工技术如以裁弯取直整治河道，以砌石加强堤防，护岸护坡，以八激堤抵抗洪水冲刷等都有发明提高。在长期治河实践中，形成了如分疏、改河、滞洪、以水排沙等治理黄河水患的思想。东汉王景永平(58～75)治河以后，黄河出现了一个相对安流时期。隋唐为开漕运，凿河通水尤花力气，对黄河古堤及三门峡险段，进行了一番整治建设。宋元明清，各朝也都把治河与统治稳定相联系，只要有能力，都对防御黄河洪水和对黄河水沙综合利用给予高度的重视。宋代明确规定了治河的责任制度，定相关十七州府的长吏兼任本州河堤使之职，知州、通判每两个月要上堤视察检查一次，县衙正副职都要经常上堤巡查。金、元设立都水监、守涨部及州县兼职提举管勾河防官，并添设河防军。明清承继前制，采取军民联防兼修之法，并多次由朝廷直接派大员衔皇命总督河道治理工程。一般而言，政治情况良好，用人得当时，治河成绩就相对突出; 反之，则河政颓败，空耗财力而没有成效。

在我国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黄河中下游流域一直是中华民族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地区，治河的得失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洪水涌来，河道宣泄不及，溢泛所至，一片汪洋浊水，淹没城镇村舍、人畜禾稼，浮尸遍野，顿现一片饥荒、人员逃亡的悲惨景象。河患带来的自然环境生态失衡也给人们贻患无穷。随着社会的进步、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以及治河实践经验的不断积累，人们对黄河自然条件的认识日益丰富，整治的办法也愈来愈多，历代人民极力变水害为水利，让它起到诸如灌溉、水动磨坊、漕运等有益的作用。先秦就采用疏通、拦蓄、开凿等方法进行农田水利建设，以后又疏浚河渠，引水灌溉，开通运河，发展漕运，一方面提高中原的农业生产水平，另一方面把全国粮食与其他物资，包括从东南海港进口的物品，调运到中原，保持中原地区经济的繁荣，从而确保盘踞于中原的封建王朝对全国的统治。

然而，黄河流域的开发与生产的发展，也逐渐破坏了自然生态环境。如秦汉执行 “实关中”、“戍边郡”移民政策，历朝大量开矿铸钱，毁林烧荒，滥垦滥牧，营造官陵，造成黄河流域严重的水上流失。唐代亲贵私建碾硙，任意筑堰拦水，北宋一哄而起筑坝淤田，又造成严重的水泄不畅。因此综合治理黄河，一直是中国历史上长期的艰巨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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