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即位以后，改变汉初清静无为的政治指导思想，在完成了政治上的统一以后，总结自战国以来统治者的经验，决定实行外儒内法的统治。出于这种政治需要，他采纳了儒学大师董仲舒提出的“独尊儒术” 的建议。至此，中国封建社会终于确定以儒家思想作为指导思想，儒学成为封建社会的思想支柱。

董仲舒在给汉武帝的对策中提出的三大文教政策，就是兴太学、重选举和独尊儒术。建元五年(前136年)，汉武帝下令置五经博士，即儒家的经典诗、书、礼、春秋、易均被尊为经，皆立博士，罢原来的诸子传记等几十个博士。元朔五年(前124年)，为进一步贯彻独尊儒术的方针，开办太学，以研究儒家经学，造就儒家治国人才。同时又在选拔人才方面，立贡举制度，设孝廉、秀才等科。地主阶级子弟要做官，就得学儒术。百余年间，经学极盛，太学发展，经学大师前后多至千余人，太学生发展到3万人。独尊儒术和经学的发展，对于以太学为标志的汉代学校的发展和统一教材的形成起了决定的作用，达到了汉统治者寻找合适的统治思想的目的，在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上的意义是重大的。

汉代的官学分中央和地方两种。中央官学主要是太学，另外的四姓小侯学和鸿都门学则是一种特殊的官学。太学开始设立于元朔五年(前124年)，是年，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和公孙弘的建议，置博士弟子员(太学学生)50人。严格意义上的以传授知识、研究学问为目的的最高学府，是从汉武帝设太学开始的。太学的教师就是五经博士，博士领袖叫仆射，东汉改名为祭酒，就是国立大学校长。汉代的博士以名流充当，用征拜或荐举的办法选任，东汉时采取考试的办法。专职博士人数有变化，武帝时7人，宣帝时增为14人，元帝时15人。主要讲授今文经学(以汉代通行的隶书写成的五经)。古文经学(战国时东方各国使用的文字，秦时已废，汉代人称之为古文)没能在太学里确立它的地位，不得立为官学，只能在私学里存在。太学学生除选习专经外，还要攻读 《论语》 和 《孝经》，这是公共必修科目。博士各以师法、家法进行教授，自立门户，相互排挤，门户之见很深。对经书要进行阐述，有的经书的解释多到100多万字，或者用几万字、十几万字去解释一个字或一个词。学生日夜埋头学习这种章句，甚至有暴死烛下者。支离破碎的章句之学培养的只是“章句小儒”而不是学问家、思想家。汉代太学采取大班上课形式，同时采用高年级学生教低年级学生的方式。太学有讲堂，是博士说经场所，可容几百位学生同时听课。对学生注重自修，也重考试，每年考一次，不规定肄业年限。考试方法为“设科射策”，类同今天的抽签考试。太学也是国家考试机关。学生只要通过考试就可毕业，并按成绩高低授予一定官职。东汉灵帝时太学里立了石经，作为官定经书的范本，统一经书的异同，这便是熹平四年(175年)用八年时间刻成的“熹平石经”。自此石经成为唯一合法的国定教科书。太学生在西汉称“博士弟子”或“弟子”，东汉称“诸生”或“太学生”。入学资格和年龄没有限制，有十几岁的童子，也有60岁以上的白发老人。正式生(弟子员)有官俸，特别生(受业弟子)费用自给。汉代太学生发展很快，西汉昭帝时增至百人，宣帝时200人，元帝时1000人，成帝时3000人，平帝时1万人，东汉质帝时太学生人数经常在3万人左右。东汉太学生在当时社会生活中很有影响，参与政治运动，在党锢之祸中是攻击宦官的重要力量。

太学授业图

鸿都门学是研究文学艺术的专门学院，设在洛阳的鸿都门，故名。四姓小侯学是为贵胄子弟开办的学校。汉代还在地方上开设了郡国学校，这也是官学。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乡曰庠，聚曰序。东汉郡国学校更发达，边远地区也设立学校。但地方官学对中央官学不存在从属关系。汉代私学由经师大儒自立“精舍”、“精庐”开门授徒。教儿童的小学称“学馆”、“书馆”或“书舍”。“蒙学”在汉代占有重要地位，从学字书《苍颉篇》、《急就篇》开始，进而学习《论语》和《孝经》。小学结业后就可以任小官或在社会上谋职业。要想深造高升就必须入太学或投私学经师，专攻一经或数经。

就学校制度的发展而言，汉代无论是官学还是私学都得到很大的发展，还逐步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学校制度，它对汉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为以后历代封建王朝的学校制度奠定了基础，在中国的教育制度史上有着里程碑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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