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对外贸易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政府在外贸窗口广州，设置市舶司进行管理。随着明王朝的逐渐腐朽，市舶司也日益腐败涣散，不能适应海外贸易的要求。于此同时，沿海的福建、广州等地有一批专门从事对外贸易的商人在经营中渐渐获得发展，他们熟悉行情，做起生意来比较活络，又比较了解国内和外商方面的情况，市舶司的一部分职能便逐渐由他们取代。入清以后，正值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处于日新月异的发展时期，列国迫切希望扩大海外市场的愿望，在中国屡有尝试。自从明朝正德年间葡萄牙人西门·安得洛德等首闯中国海以来，西班牙人、荷兰人、俄国人、英国人等接踵而至，纷纷以海盗式的贸易活动企图把中国开辟成他们所满意的商品倾销市场。康熙皇帝为了维护当时的国家利益，决定采纳两广总督吴兴祚的建议，在广州设立由官方控制商人经营的“外洋行”，作为清政府对外贸易的管理机构。当时在西关外开张的处理外商贸易的“洋货行”共有13家，所以史称“广州十三行”。尽管以后变化不一，多的时候有26家，少的时候仅4家，而“十三行”称呼一直未变。清政府规定，广州进出口的货物，都必须由十三行行商办理，本地或外地的其他商家，都不准同外商直接交易。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又下令指定广州为对外贸易的唯一港口。广州十三行成为一个拥有商业特殊权力的团体，不但总揽了中国进出口的商品贸易，而且还代表政府向外商征税，对外商进行约束性管理，传达当局的有关政策指令，办理与外商的一切交涉事宜，起到了充当政府与外国商人之间联系的桥梁作用。

广州十三行开设之后至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对外贸易一直处于有利的地位，贸易数额最大的中英贸易，一年出超额曾达到二三百万两白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抵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华倾销商品的作用。十三行拥有的商业特权，也使这些行商们聚敛了大量财富。他们依仗垄断之权，极力排斥一些中外商人的贸易活动，有些行商为了增殖货财，竟不惜与外商相勾结，为非作歹，干起鸦片贸易和走私的不法勾当，有的甚至成了外国资本主义对华贸易的代理人。诚然，行商们也受到封建官僚机构的剥削和压迫，他们每年要向政府进贡几十万、上百万两的银子，临时的摊派如助军钱、救灾钱等也不可胜数。海关的贪官污吏视之为肥缺，伺机敲榨勒索。进退十三行都不是容易的事，必须用几万到几十万的巨款贿赂方能奏效。清政府又曾命令实行“保商”制度，由官方指定数家殷实行商作保商，负责担保洋商船只来华的税饷。凡外国商船靠岸，先须寻找一家保商担保其税银。保商的好处是可以得到该商船货物的优先购买权，挑剩后的货物再由其他行商分销。如果该洋船之货销售后不能完成税饷定额，其不足部分则由保商包赔补足。官方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吃亏，有些行商却因经营不善或者包赔过多欠债破产，甚至被监禁、发配。只有那些资本大的、投机取巧的、与外商勾结做不法生意的行商应付自如，很能发迹。这些人暴发后追求奢华侈糜的寄生生活，其后人也变得不通经营之道。种种内因外因，终于导致广州十三行的衰落，十三行制度反而变成中国发展对外贸易的束缚。五口通商口岸一开，十三行特权被取消，行商也改营茶业。1856年，英法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激愤的广州民众奋起焚烧了外国人的居留地，十三行随同大火被烧成灰烬。

广州十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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