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婚姻礼制呈现出复杂多变的特点。夏商时期的帝王，虽然正式配偶只有一个，但往往有不少庶妻，还有许多美女供其享乐。如商王武丁就有庶妻64人。奴隶的交配是由奴隶主指定安排的，为的是日后有更多的奴隶可以役使。奴隶也可组织家庭，以使他们更安心地为主人服役。西周实行一夫一妻制，但上层贵族是一夫多妻制，并明文规定一人为嫡妻，其余为庶妻。西周时男女联姻必须通过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并要经过“纳彩”、“问名”等六项程序。西周正式规定同姓不婚，这是从同姓婚姻造成后代畸形的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教训。西周礼制允许以“俪皮”(成对的鹿皮)、“束帛”等作为彩礼的通婚手段，这实际上是买卖婚姻的原始形式。

春秋战国时期上层贵族中实行的一夫多妻的媵妾制更有所发展。“媵”就是陪嫁。礼书上规定，诸侯娶一妻为夫人，随嫁之妾有八人，因而“诸侯一娶九女”;天子地位高于诸侯，则“一娶十二女”。宗法制度注重继承，如果妻不生子，可以买妾。《礼记》上说： “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春秋时乱伦通淫的现象在史书中屡见不鲜，这一方面是原始社会婚姻形式的残余所致，另一方面是由于社会大动荡使礼制束缚松弛。秦汉时期国家统一，非常强调妇女的贞节，经常表彰贞女节妇。但上层贵族蓄姬纳妾的多妻现象相当盛行，离婚、私奔、改嫁之事也十分普遍。自春秋、战国至秦汉，历朝都重视生育，提倡早婚，魏晋南北朝尤盛。当时女人13岁嫁夫生子是司空见惯的，并规定于政府法令中。魏晋时期联姻重门第，讲究聘礼和嫁妆，婚礼奢侈铺张。妇女再嫁、改嫁极为常见，贵族女子还往往蓄养男宠(称为“面首”)供其玩亵。

唐代联姻有严格的等级限制，规定良贱之间“色类”不同，不能通婚。唐代婚姻法律制度逐步完备，规定夫妇“义绝”者离婚，禁止重婚，但允许纳妾。当时贞节观念较淡薄，妇女再嫁、改嫁是常见的事。宋代理学盛行，强调妇女贞节，认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但一些政治家对妇女再嫁持宽厚态度，宋代法律条文也并不禁止妇女改嫁。宋代民间有一些特殊的婚俗，如亡男亡女之间流行“冥婚”;自岳飞被秦桧杀害后，岳秦两姓就不相婚配。元朝蒙古人原先实行收继婚，即父没妻后母，兄亡则纳嫂。入主中原后，立法禁止。元朝禁止蒙、汉人之间通婚，以示对汉人的歧视。元代强化贞节观念，在统治的短短98年中，《元史》记载“烈女传”就达187人之多。

明代奖励贞节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代，因而节烈妇女为数最多。清人修明史发现节烈传记“不下万余人”，经选其尤者叙录308人。明代宫廷有稳婆一职，对选入宫的女子进行裸体检查，目的在察明其是否处女。稳婆检查合格后，方许入宫。清代的婚姻法律十分详密，如规定近亲不婚、官民不婚、僧道不婚、奸逃不婚等，对各品官员和平民百姓的婚礼程序也有详细规定。自宋、元以来民间有典妻或租妻习俗，即把妻子在一定时期进行典押或出租，官方明令禁止。五代以后妇女自幼必须缠足裹脚，否则遭人歧视，长大后难以出嫁。近代由于西方新思想传入，社会上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不缠足运动。同时，主张男女平等和婚姻自主的革命思想也声浪高涨，使婚姻礼制发生深刻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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