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船借箭”与“借东风”的故事早已家喻户晓，故事中诸葛亮将气象变化巧妙地应用于军事行动中，从而取得了战役的胜利。虽然《三国演义》未免“状诸葛之智而近妖”，但我国古人对气象的观测与预报达到了很高的水准却是真的。

中国古代气象观测主要集中于风雨、湿度等方面。我国的风向器发明很早，西汉着作《淮南子》中记载有叫做“伣”的风向器。伣很可能是杆上系了布条的一类示风器。《后汉书·张衡传》中说，阳嘉元年张衡“造候风地动仪”，按照竺可桢等学者的研究结论，“候风”和“地动”应是两种仪器，可惜《后汉书》未对候风仪加以说明。据后世的一些着作看，在放置着张衡浑仪的灵台上有一个“相风铜乌”，能随风转动，以示风向。这种铜乌可能就是候风仪。唐代李淳风在《乙巳占》中，把风力分为八级： 一级动叶，二级鸣条，三级摇枝，四级坠叶，五级折小枝，六级折大枝，七级折木飞砂石，八级拔树。《乙巳占》中还列有二十四个风向的名称。

雨与农业生产关系更加密切，秦汉时期，对雨量的观测已成为全国性的工作。汉代要求从立春至立秋的整个作物生长季节，各郡国均向朝廷上报降雨情况。后来，我国还有了专门的雨量器。明代的雨量器呈圆形，直径七寸，高一尺五。这种雨量器曾颁发全国，而各州县官吏也必须按月向中央上报雨水情况。宋代数学家秦九韶的《数书九章》中有“天池测雨”等四道算题，这些题目力图解决各种形状容器所盛雨雪量与平地实际降水量的换算问题。

我国古代学者还注意到水气与雨雾的关系。《吕氏春秋》中将天上、地上、海洋中之水看作是循环的，西汉董仲舒则指出：“(水气)攒聚相合，其体稍重，故雨乘虚而坠”，他描述了一个个小水滴凝成大水滴而下降的过程。可能由于古人认识到空气湿度与降雨是相关的，湿度观测可以预知降雨与否，所以测湿度仪器首先出现在我国。《淮南子》中介绍说：在天平一端放土，另一端放吸湿能力较强的炭，天气干燥时炭轻，而天气潮湿炭就重。《淮南子》还指出，湿空气来的时候，是看不到的，但是炭却可以变重。这与王充所说的“天且雨，琴弦缓”是同一道理。清初，湿度计已改用长二尺、厚一分的鹿肠筋紧夹在固定的架子顶端来测定了，鹿肠筋下连一鱼龙状指针指着架子底部的圆盘，空气干燥时，指针左转，空气湿润时，指针右转。鹿肠筋对湿度的反应特别敏感，这一仪器既简便又精确，是现代毛发湿度计的雏型。

利用湿度变化预报降雨，只是气象预报的手法之一，实际上我国古代还有许多观测、预报的手段。云就是天气变化的重要征候。《管子》中说过，云块平坦，雨就不会下大，因为雨中无充分的水分; 《吕氏春秋》中将云分为“山云”、“旱云”、“雨云”等;后来关于云与天气变化关系的认识在气象书籍中有很多记录，而在民谚中更是不胜枚举。一些大气光学现象虹、晕、华等，也都被人们用来预测天气。元代娄元礼的《田家五行》中就说： “月晕主风，何方有阙，即此方风来。”晕圈上的缺口正是由于气旋接近而造成的，所以缺口方向可以预测风向。明代方以智则有“日晕白主晴，赤主风，色如铅者雨征也”等论述。更为巧妙的是，古人还懂得通过观察动物的行为来预测天气。

尽管中国古代气象知识大多是经验性的，但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小看经验。那些有关气象、物候的民间谚语至今仍在人们生活中发挥作用，便足以证明经验知识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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