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末年，燕太子丹派荆轲去刺杀秦王。为了接近秦王，荆轲带去了燕南部督亢地区的地图。尽管后来行刺未成，但以地图为礼物而见到秦王，足见古代地图的重要性。《管子》中有“凡兵主者必先审地图” 之说，主张要根据地势、河流、植被、道路、城镇等情况制定作战计划。督亢地图对秦王的吸引力正在于此。

我国地图的出现由来已久。相传夏禹曾铸九鼎，将九州山川、草木禽兽铸在鼎上。春秋战国时地图已普遍使用，两汉时我国绘图技术水平已很精湛。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三份帛制地图，图中对自然地理要素和居民点、道路都有标识，对地貌的表示也不局限于形象画法，已采用闭合曲线表示山地，与今天的等高线表示法几乎一模一样。但这些地图仍有不足之处，如地形图中对湘江上游及潇水一带描述很准，而南部地区的准确度却远远不够。测量的粗糙与制图方法的不规范是造成局限的根本原因。

晋代地理学家裴秀总结了前人的绘图经验，创立了“制图六体”理论，从此，地图绘制工作有了比较全面的规范。裴秀一生主要从事政治活动，晋武帝司马炎时，他官至尚书令和司空(宰相)等职。他虽官至极品，却十分重视地图学的研究，当他发现当时保存下来的地图绘制得比较粗糙，没有比例尺，方位不准确，有名的山川河流有些也未记载，就着手综合古今资料，主持绘制了《禹贡地域图》18篇。《禹贡地域图》不仅是当时最完备的地图集，而且采用了科学的制图方法——“制图六体”。六体即“一曰分率，所以辨广轮之度也。二曰准望，所以正彼此之体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数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这里，“分率”就是比例尺，“准望”就是方位，“道里” 就是两地间路线和距离，“高下”、“方邪”、“迂直”指地势的具体变化。裴秀认为这六体是相互关联、制约的。如果没有比例尺，就不能确定距离大小;有比例尺而无方位的确定，一个地方可能从地图上某个方向看方位是准确的，而从其他方向看方位就不对了;只有确定的方位而没有路线和距离，山海阻隔之处就不知如何到达了;而仅有“道里”却不考虑地势的高下、方邪、迂直情况，距离就会与实际情况相违。六个方面相互参考，才能在图中如实反映实际地理情况。

长沙马王堆出土的驻军图

裴秀的制图六体明确规定了比例、方位、距离等地图概念，为中国古代地图绘制奠定了理论基础，对中国古代千余年的地图绘制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康熙年间，清王朝重新进行大规模的测绘时已考虑到大地是球形的，采用了投影和经纬方法，但此时“六体”在绘图中仍是必不可少的。裴秀的制图原则也影响了古代工程制图和艺术。隋代建筑大师宇文恺在建皇帝祭天、祭祖和举行盛典的明堂时，就仿效裴秀地图中“以二寸为千里”的方法，用“一分为一尺”的比例绘制了明堂的设计图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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