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农业生产只有顺应季节、掌握气候才会不误农时，否则，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不仅要影响一年一度的农业生产周期，而且要给人民的生产、生活带来极大的困难。因此，在我国这个古老的农业国度里，不仅产生了早期农学，还出现了早期天文学。从夏、商、西周三代起，对天象的观测、历法的制订等，从来都是朝廷重视的事情。历代王朝都设立有专门机构，委派专职官员直接掌握这一工作。西方人对中国统治者对于天文学和天文学家如此重视曾惑然不解。当然，历代统治者之所以重视天文学，除了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农业生产这一国家经济命脉外，“天人感应”说之流行也不能不是一个重要原因。皇帝作为“天子”，上应天象，以天象来预卜人事，以“天意”来施行政令，这就要借助于天文学。因此天文学这门学科，便成了国家头等机密专业。从事日常天象观测的机构——司天监，也被称为“秘府”，他们对于天象的观测记录讳莫如深，载之于《灵台秘苑》之类的“绝密文件”中，外人不得与闻，因为“天机”是不可泄露的。不论统治者的主观动机如何，上述情况却使得我国的天文学在官方的大力支持下，很早就建立起来了，成为一门古老的学科，并处于当时世界领先的水平。这主要表现在历法的制订和改革、天文仪器的发明和改进、天象记录的丰富和完备等几个方面的突出成就上。

石刻天文图

我国有世界上最早的历法。在夏、商、西周三代历法成就的基础上，春秋末年，我国历法已经相当的完善。当时，已确定一回归年的长度等于365 1/4日，朔望月的长度为29 499/940日。建立在这两个天文周期基础上的19年七闰的古四分历，使历法进入了比较成熟的时期。在这两个数据中，回归年的数值比真正回归年的长度只多11分钟，而欧洲罗马人的儒略历(前46年)也是用的这一数值，但却比我国晚500年。

古代天文学的成就也表现在天文仪器的制造和改进方面。为了观测天象，从远古时代起，我国就已经发明测量日影长度的表杆和土圭。到夏、商、西周三代，已经有了测量太阳方向的日晷、观察天空的窥管和望筒。到春秋战国时代，人们的观测手段不断提高，已经开始用简单的浑仪来观测天体方位了。东汉大科学家张衡，在天文仪器的制造上更是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发明了水运浑象，即用水转动的浑天仪。这在当时可谓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天文仪器了。

古代天文学的发达还表现为天象观测记录的丰富和完备。我国的天象观测，不仅历史悠久，而且有着最系统、最详尽、最丰富的天象观测记录，至今仍是世界天文学宝库中最珍贵的财富。正是在天象观测所积累的丰富资料的基础上，我国很早就制订出了星表和星图。还在战国时代，天文学家石申所测定的石氏星表，就绘出了121颗恒星的坐标值。到了汉代，天象观测记录愈益丰富，当时有记载的星数已达1464颗，从此奠定了我国古代天象观测记录的坚实基础。元代大科学家郭守敬根据自己的观测，又将星数增至2500多颗。这在当时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数字，欧洲直到文艺复兴以前的14世纪，所观测到的星数才只有1022颗。此外，我国古代对一些特异天象的观测和记载也十分丰富： 在殷代的甲骨文中就有不少关于日食、月食的记载，春秋时期，鲁庄公七年(前687年)记述了流星雨现象，鲁文公十四年(前613年)就对哈雷彗星作了记录。可以说，中国古代天象观测资料之丰富，在近代自然科学诞生以前一直处于世界最领先的地位。这些天文学史上的光辉记载，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勤劳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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