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它在汉代进入中国，最初只是皇家的一种御用品，限于宫廷、贵族。以后虽流传开来，但仅限于社会中上层，作为神仙方术之一，与黄老同时祠祀。魏晋时，佛教经典翻译日增，翻译者以老庄玄学比附其教义，把名僧与“竹林七贤”之类人物并论。南北朝时，佛教才开始独立发展，为统治阶级所倚重，寺院的增设、经典体系与学术门派的树立均超过前代，为达到隋唐的鼎盛时期铺平了道路。佛教在中国长期流传和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吸收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营养和风俗习惯，逐步嬗变成为中国民众都能够接受的中国佛教。

莲社图 明 仇英

东晋高僧慧远在庐山倡导弥陀净土法门，与十八高贤共结莲社，同修净业，被后世尊为净土宗始祖。

中国佛教宗派很多;有法相宗、华严宗、天台宗、密宗、律宗、禅宗等，以方便、圆融、自悟为修行方式，把佛教信仰与中国传统的心性修养、崇尚孝行、讲究纲常伦理的道德规范，个人本性的善恶观念结合在一起。同时，佛教本身的宗教教义、仪式、清规戒律，以及僧人日常生活习俗等，也随着其传播面的日益宽广，渐渐对中国民众和中国文化发生重大影响。根据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的调查统计，当时全国有大中寺院5000余所，小的庙宇有40000所，僧尼计30万人。寺院占据着大量的土地，一些大寺院除据有“口份”地外，往往别有敕赐田庄，形成唐代十分发达的寺院经济。庄园、工商业、高利贷、赏赐布施的收入，供养了大批僧侣。为使佛教广泛传播，佛教徒以民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用浅显生动的佛教故事讲经说法，要人们苦心苦行，积善积德，修行以求来世。有的甚至宣扬，饮酒食肉不碍菩提，行盗行淫无妨般若，不管你曾经做过多少坏事，只要一念端正，放下屠刀，便可立地成佛。东晋名僧慧远曾提出过把佛家“内学”与非佛家的“外道”结合的主张。南朝梁武帝提倡儒佛道三教同源说后，在唐太宗实行三教并行的宗教政策影响下，三教出现合流趋势。在翻译大量佛教经典过程中，中国传统的观点和哲学思想通过对经文的翻译、注解、诠释，融合进去。佛教徒神清以三教一致为主导思想作《北山录》，宗密把儒道纳入佛教思想体系作《原人论》，均是这种尝试的体现。当佛教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时，它与中国人的精神生活、道德生活便休戚与共了，并进而为中国传统文化所融合，形成了宋明时期的理学。特别是禅宗的人性论，影响尤着。中国的佛教徒队伍迅速壮大，不论大人、小儿、官员、村人、男人、妇女，不论商贾、贫苦人、强盗、恶棍，多入其门。其中对知识分子的教化也不能忽视，因为他们中的善男信女往往起着文化传播作用。当他们感觉到身处时局孔子救不得，唯佛陀救得之时，便生匡世济俗、拯救普天下众生于无边苦海的善良愿望。文人学士在与僧侣们交往和研读佛家经典过程中，在追求原始儒教复苏的基础上，涵摄了佛家积极精神，会像梁启超企图“出生入死，成就无边众生行”那样，去维新政治，改造社会。当然，既然有积极的心志，一旦受挫，也会有逃入禅林，不问尘俗事的淡漠。

佛教徒们常对人说，佛以慈悲为怀，普度众生; 又说，世尊以法水洗去我们心中的污垢，请让我们洗去佛身上所沾的尘垢。故每逢腊八节，寺院便举行隆重的“浴佛”活动，成千上万尊佛像接受鲜花与香水的洗礼。佛教徒煮腊八粥、浴佛后来成了中国民俗。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在中国是一个温柔美丽善良的女神形象，受到世人崇敬，并不断在文艺作品、工艺美术作品中出现。自五代以来，传为观音说法道场的浙江普陀山，也就成了善男信女三步一拜、五步一叩的朝山巡礼圣地。在中国封建宗法制社会中，对祖先的祭祀体现后辈对先人的怀念和盼望得到祖宗神灵保佑的心愿，佛教在传入中国过程中吸收了孝的内容，如强化了目连救母故事的宣传，也给祭祀仪式注入了新的内容，如给祖宗灵位设“功德堂”，放焰口超度亡灵早升西天极乐世界等。总之，中国佛教在中国佛教徒的努力下，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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