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古书的记载，男女双方缔结婚约之后，男家必须按规定将聘礼送往女家，称为“过礼”、“纳征”，为古代婚娶 “六礼” 之一。举行聘礼之后，男女双方不但要受到传统道义上的约束，还要受到法律的监督保障。此后悔婚便要受到处罚。行聘礼时，男方常备有礼单和装礼品的箱笼，在媒人和押礼人护送下，由人挑抬至女家。女方则以聘礼中的食品退回男方，称为回礼。也有女方赠男方以衣帽鞋袜，作为回礼。聘礼种类及其数量，多取吉祥之意，数目取双忌单。

缔结婚约行聘礼的习俗，由来已久。周时称 “入币”。周人对嫁娶入币的物质和数量都有明文规定。《周礼》定制，大夫与士，多为兽皮两张、布帛五匹，再加大璋，天子则还要加谷圭。这时的聘礼没有用钱的，因为周代的经济制度，仍以皮帛为通货。从先秦至后汉，行聘的礼物多至约30种，诸如： 玄丝、雁、白酒、稷米、苇、嘉禾、胶、五色丝、九子墨、禄得香草、舍利兽、受物兽(用物做成)、鹿(用物做成)、九子妇(用物做成)、羊、清酒、粳米、蒲、卷帕、长命缕、漆、合欢铃、金钱、凤凰(用物做成)、阳燧、鸳鸯(用物做成)、鱼(用物做成)、鸟(用物做成)等。这些礼物从总体上看是带有象征意义的，或取其吉祥，或寓意祝颂，是对幸福的盼望和期待，也是当时人们物质生活水平在婚俗中的体现。这一时期的婚礼已出现侈送财礼的现象。东汉王符 《潜夫论·浮侈》 载，富贵之家的嫁娶，车骑数十乘，家奴、仆人夹道引路，富家子弟相互攀比，贫穷人家力不能及而感耻辱。在这种婚姻论财的风气中，聘礼最可观的便是皇帝了。据史料载，西汉皇帝纳妃通常要用“黄金二万斤，白银二万两”。汉惠帝刘盈聘后，“纳米、雁、璧、乘马、束帛，聘黄金二万斤，马十二匹”。后汉桓帝、献帝聘后时也按此例，“聘黄金二万斤”。皇帝和贵族侈送聘财的做法，至宋时逐渐为民间仿效。这一时期的娶妇，都先问妆资的厚薄;将要嫁女，则问聘财的多少。在用于交换的草帖和定帖上，男女双方除了写明年龄、生辰、父母官职封号外，男家还详细标明聘礼数目。女家也要列具随嫁资妆田产。这时送的聘礼明确称为 “下财礼”。富家“当备三金”，一般人家，没有金器，则用银镀代之。下等人家也要送绢一二匹及银锭一二封。至于赘婚，也要开出将带的金银、田土、财产、房舍、山园。自此以后，婚娶重资财的风习一直传承下来，至明清时期仍然如此。将要择妇，必先问嫁妆的厚薄。如果资财丰厚，即使该妇有不检点处，也安心娶之。将要嫁女，必先问财产的丰啬，如果对方家产丰厚，即使女婿长得丑些，也愿意把女儿嫁出。近代以来，送聘财的现象更盛。浙东萧山一带，男家送聘财，叫“发盘”，共三次，一次比一次礼重。第一次男家送干果、喜蛋、纸花、银洋等;第二次送匹头4件至48件不等，取双数; 第三次礼最重，用数十件或上百件的金银饰品，叫“开面盘”。在北京地区，送聘物叫“放定”，有以抬计算的规矩。一般要12抬以上，否则不成礼。每一抬4层，每一层放两样东西。诸如金银首饰，皮、棉、夹、纱等四季衣服，以及桂圆、荔枝等。沉重的聘财往往使男家不堪负担，有民谚道： “千金之家，三遭嫁娶而空;百金之家，十遭宴宾而亡。”有的男子因为支付不了高额聘财而娶不上妻子，一辈子打光棍。

过去，少数民族中的这一风俗也颇盛行。在新疆地区的柯尔克孜族中，男方支付的聘礼，除了食品、衣料外，还有马、牛、羊等。聘财中至少要有9头牲畜。哈萨克族中，一个待嫁姑娘所要的聘财，是以马、牛、羊的数量来计算的，少则二三十头，多则百余头。此外，男方还要送给女家大量的“吃乳礼”、“成婚礼”等。云南的傈僳族，聘财也以牛计。娶一个健康漂亮的姑娘，至少要6头“五拳大”的黄牛。一般姑娘也要三四头黄牛。聘礼论财的陋习给人们造成了沉重负担。在现今社会里，此风气已经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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