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和东汉两朝选择官吏，主要是依靠察举制和征辟制。察举是由丞相、列侯、刺史、守相等推举官吏的预选人才，经过考核，任以官职。它始于汉武帝时，主要科目有孝廉、贤良文学、秀才等。征辟，指朝廷或三公以下召举布衣之士授以官职。这两种选官制度都是为了选拔封建统治人才，以巩固封建官僚体制。在汉武帝以前，选用官吏的范围很狭窄，大地主官僚的子弟才有资格做官(如二千石以上官僚的子弟可任命为官吏)，纳资也可以做官，而这些人有无能力当官则很成问题。而一般的中下层地主，只能充当郡县小吏，很难爬上较高的政治地位，皇帝也就不能充分利用“贤才”加强统治力量。董仲舒在对策时提出，诸列侯、郡守、二千石的大官每年应从吏民中选出二人推荐给朝廷，举贤有赏，举不肖者有罚，这便是察举制的起由。察举有岁举和诏举之分。岁举每年举行一次，又称常科，是按年例行的选举制度; 诏举由皇帝下诏选举官吏，不定期举行，又称特科。元光元年(前134年)，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孝是孝子，廉是廉吏)，这是在察举制的常科中创置“孝廉”科目之始。元光五年(前130年)，又下令郡国征召吏民中明当世之务、习先圣之术者，送京师录用为官。元朔元年(前128年)，又下令郡国必须举人，不察举者要免官。从此，察举成为定制。以后，凡在政治、军事、外交、文学等方面有特殊才干或专门知识的人，都可以应诏上书。

举孝廉图

这是内蒙古和林格尔汉墓中的一幅壁画。

东汉时，常科的察举，除了同于西汉的举孝廉之外，还有举茂才、廉吏、四行等科目。除承袭西汉的察举制度外，东汉又实行征辟制度。征辟是由皇帝下诏特“征”某人为官，公卿大臣和郡守也可自行“辟”用某人为僚属。汉光武帝刘秀重视官吏选用，下令“四科取士”：一为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 四曰刚毅多略，遇事不惑。总之，以德、才、能力决定征辟某人为官吏。根据这些标准，不但地方官应选察官吏，皇帝、公卿大臣和郡守也可直接选用官吏，这就为中小地主阶级出身的读书人开辟了仕途，使他们有机会参与政治，从而扩大了封建统治的基础。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察举制和征辟制在政治上有进步作用。但因察举、征辟之权大多掌握在大官僚和豪强地主手中，随着他们势力的发展，被察举和辟用的人仍以出身权贵豪富者为多，中小地主分子日益受到排挤打击，察举等制度已变得腐朽不堪，以致民谚讽刺说“举秀才，不知书; 察孝廉，父别居”，名实完全不符，失去了原来选拔人才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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