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孔子为代表的 “私学” 制度的产生与发展，是对周代 “学在官府”教育体制的 一大否定，也是先秦文化教育事业的 一大进步。但是，秦统一中国以后，秦王朝又“禁私学，以吏为师”，以新的官学制度代替了私学。学校制度的这 一变化，是秦始皇为了巩固帝国统 一实施文化专制主义的文教政策的体现，也是秦统一中国后建立中央集权的政治路线的产物。它的具体内容包括： 一、禁私学，以吏为师(要读书，到官吏那里去学法令); 二、颁布“挟书令”，不准私带书籍; 三、“禁游宦”，不许读书人跑来跑去讲学。实行这几条把学校制度同禁止思想自由、控制知识分子结合在一起的政策，目的是为了防止秦统一后儒生 “以古非今” 的现象产生，以便于秦王朝推行各项统 一的法令。

秦统 一后，存在着是继续实行周王朝的分封制，还是坚持郡县制的斗争。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和三十四年(前213年)不同势力的政治代表曾在朝廷上进行过两次辩论。主张坚持郡县制的一派以李斯为代表，取得了胜利。李斯认为，以“诸生” 为代表的儒家保守派崇古非今，主张分封制，反对郡县制，他们的理论对国家有害无益。他认为在这种保守派的思潮与活动中，私学起了不好的作用： “私学相与非法教人”，听到中央政府有命令下达，即“以其学议之”，私学的老师和私学的教学内容，对统 一路线不利。因此，他建议颁布 “挟书令”，“禁游宦”，同时下令 “禁私学，以吏为师”，要学习的到官府去向官吏学、学的主要内容就是法令。“禁私学，以吏为师” 的制度，是秦王朝推行法治、坚持统一的以教育辅助政治路线和文教政策的组成部分。

秦王朝也重视对人民进行教化工作，在乡的基层组织设置 “三老”，担负教化民众的责任，但始终没有设立官学的正式学校制度，以培养所需要的人才。官府不能代替学校，官吏也不能代替老师。朝廷虽设有70个博士官，但只备政府顾问，并不担负教学工作。既禁了私学，又不设官学，说明秦王朝的统治者对学校教育的作用认识不足，这是秦朝政策中的一大失策。事实上，私学被禁后又不正式设立官学制度，官府又代替不了学校，所以私学实际上也禁不了。例如，儒生叔孙通就有弟子数百人，后来他率领这批学生投奔了刘邦。刘邦引兵围鲁时，鲁中诸儒生还在私学里讲诵习礼，弦歌之音不绝。这都证明秦代私学仍然存在。秦朝对童蒙教育还是十分重视的，在改革文字后编写了几种用小篆写的童蒙课本，如李斯作的《苍颉篇》，赵高作的《爰历篇》，胡母敬作的 《博学篇》。这些课本既教授字体又教授语法，成为汉以后编写儿童教科书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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