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经多元融合逐渐凝聚而成的。在古代，中国境内人数最多、居地最广、文化最高和建立国家最早的是夏族或华夏族。夏族开始形成于中国传说时代的“五帝”时期。在距今大约4000年前，夏人在黄河中下游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即夏朝，夏族这个名称也就由此而来。继夏朝之后，中国历史上又有商朝和周朝。在商朝时期，虽然根据国号，中原地区人民又称商人或周人，但夏族作为中原民族的名称却继承了下来，并进一步发展。夏又称华，或合称华夏。华、夏二字音近，可以通假。华本义为花，引申为文彩、文明;夏为地名、国名、族名。可以说，经夏、商、周三代而形成的民族共同体，是夏民族的雏型，到春秋时形成了稳定的华夏民族。由于当时中原地区有许多诸侯国，所以又称诸夏。与此同时，在夏、商、周时期，在夏族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居于夏族四方的其他民族也在发展着和形成着。四周地区先后出现了东夷、氐羌、西戎、肃慎、蛮、濮、巴、蜀、越等族称，他们在各自分布的地区之内建国称王，并与诸夏发展着多层次的联系。这样，夏族在与四方民族的交往中，逐渐产生了“四夷”的观念。“夷夏之别”观念由此而来。

“夷夏之别”是民族的区别。在西周时，四夷还没有固定的方位配置，泛指四方之夷，与诸夏对举。大概在西周末春秋初已经有了“四夷”的概念。战国时期的文献中，已有华夏居中，东夷、西戎、南蛮、北狄配合四方的记述。“四夷”之东夷、北狄、西戎、南蛮，无论哪一方都不是单一的民族，都包括多种民族成分，其内部是相当复杂的。所以，四夷各方民族只是统称，具体包括哪些民族，是随时代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的。“夷夏之别”更是文化的区别。当时各民族的生产与生活、语言、习俗都各有特点，居中原的诸夏由于发展了农业文明，形成了完整的礼仪文化制度，周边民族则比较质朴，因而被中原民族视为化外。“夷夏之别”观念的形成，反映了当时中原诸夏有一定程度的民族沙文主义倾向。在以后，当中原地区与周边民族的关系紧张时，“夷夏之别”的观念也屡屡被中原统治者所提起、所强调。

东丹王出行图(局部) 五代 李赞华

五代时期北方各少数民族与中原的交流频繁，加快了民族融合。图中为身着汉服的契丹贵族。

事实上，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夷”、“夏”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到春秋时期，周边各族向中原内迁，一方面激发了诸夏民族意识的高涨，到春秋时族称由诸夏演化为诸华，或者合称华夏; 另一方面华夏民族也从各族内迁中，吸收了许多新鲜的成分，促进了民族间的融合，使华夏民族得到发展并加速了社会的进步。例如春秋战国时期，秦人由戎狄而认同于华夏，成为秦陇地区的华夏，楚人由蛮夷而认同于华夏，成为中国南方的华夏，虽然与北方华夏有明显的地区差别，称为“南楚北夏”，但实际上只是同一民族的地区差异。春秋时期区分夷夏，族类与文化并重，尤其强调文化。到战国时，秦、楚与齐、魏、赵、韩、燕并称七雄，发展为一个相对稳定的民族共同体。七雄之间，纵横交合，争战不息，都企图在地区性统一的基础上实现中国的大统一。这可以看作是华夏已形成同一个民族的基础上的兼并统一。七雄战争规模越来越大，而民族大认同的统一意识也越来越明确。在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各民族斗争与融合的历史发展，中原地区出现了华夏与四夷统一的思想，即形成了以华夏为核心，五方配合的统 一观念。这为秦汉以后统一的多民族中国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这样，到春秋战国时逐渐形成了华夏居中，称为中国，夷蛮戎狄称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这五方之民，共称 “天下”，号为 “四海” 的夏夷或华夷五方格局，为后世中国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奠定了最初的基础。在中国历史上，经过春秋战国500多年的竞争、混化与融合，终于在秦汉之际，形成了以华夏为主兼融蛮夷戎狄为一体的后世作为中华民族主体民族的汉族。而在中原汉族周围，又聚居或散居着其他民族，例如北方的匈奴、鲜卑、乌桓、夫余、索离、挹娄、丁令、乌孙、坚昆等族，西方的西域各族及诸羌，南方的西南夷诸族、南蛮诸族、百越诸族等。中原汉族自认为是文明先进的 “夏”、“华” 或“汉”，周围少数民族则被视作落后野蛮的 “夷”。因此，夷夏区别的观念也就继续存在着; 中原人民称北方民族为 “胡”，双方的区别就称胡汉区别。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迁徙与大融合，夷夏区别、胡汉区别的观念逐渐淡薄。此后千余年间，尽管“夷夏之别”的观念始终程度不同、表现形式不同地存在，中华各民族依然继续其不断融合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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