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摊丁入亩”又称“摊丁入地”、“地丁合一”、“丁随地起”，通称“地丁”，是清政府将历代相沿的丁银并入田赋征收的一种赋税制度，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赋役制度的一次重要改革。清朝建立之初，沿袭明朝混乱的赋役制度，加上长期战乱后版籍无存，因此赋役难以征发。为了保证政府赋役收入，清政府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规定：以康熙五十年(1711年)的人丁数(24621324人)作为以后征收丁银的标准，把350多万两丁银固定下来，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又颁布诏谕加以说明。这一改革表明丁银税额已经固定，其征收也不以人丁数量为根据，因此，丁银是和人头税迥然不同的另一种赋税。然而，原来以户丁为对象的征收方式并没有改变。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户部在研究编审新增人丁补足旧缺额时，除了“照地派丁”外仍实行“按人派丁”，即一户之内，如果减少一丁，又新添一丁，以新添抵补减少;倘若减少的有二三丁，新添的不够抵补，则以亲族中丁多人户抵补;如果还不够，以同甲同图中粮多人户顶补。抵补之后的余丁才归入滋生人丁册内造报。所以“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办法施行后，又出现了新增人丁不征税，旧额人丁不减税的矛盾;而且新增人丁很多，用谁来补充旧丁额，也很难做到苦乐平均。此后不久，雍正朝就在全国各地普遍实行了摊丁入亩的改革，这样丁银才成为消除了徭役性质和人丁关系、并且以土地为征收对象的赋税，因此可以说，“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客观上为雍正朝实行“摊丁入亩”奠定了基础。摊丁入地的做法各省不尽相同，有的摊丁于地赋银，有的摊丁于地粮，有的则摊丁于地亩;或全省均摊，或各府州县分摊;有的民田与灶地、屯田分别摊征，有的在全省地粮内均匀带征; 个别者只将无业穷丁摊丁入地，有产之家仍不在其内。各省的科则每两地赋银(或田赋银，或粮一石、地一亩)，所摊丁银由一厘有奇至二三钱不等。以后，各项差役、加征苛派亦陆续归入田赋，完成了赋役制度的改革。

盛世滋生图 (局部) 清 徐扬

由于摊丁入地是将丁银摊入田赋、地亩征收，所以，无地农民和其他劳动者摆脱了千百年来的丁役负担，地主的赋税负担有所加重，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或缓和了土地兼并，而少地农民的负担则相对减轻。同时，政府也放松了对户籍制度的控制，人口增长在这之后出现了一个高峰。据《清实录》记载，顺治八年(1651年)全国人口只有1400万，顺治十八年(1661年)回升到1900万，此后人口增长一直很缓慢，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全国人口2034万，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颁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时，全国人口仅2460万。从顺治八年至康熙五十一年这60年间，共增加1000余万人，每年平均增加17万人，如果以顺治八年的1400万人为基数，每年的人口增长率只有1.3%。1712年以后，统计人口的方法有了变化，全国人口固定在2460万，每年再加上“滋生人丁”，自1713(康熙五十二年)至1734年(雍正十二年)的22年间，“滋生人丁”共1200万，数目并不多。此后，人口统计中断，自雍正十三年(1735年)至乾隆五年(1740年)，《清实录》没有人口数字，到乾隆六年(1741年)，“会计天下民数”，“大小男妇”竟达到14000万的惊人数字。从1712至1741年(康熙五十二年至乾隆六年)的29年，人口增长竟达5倍左右，每年净增400余万，人口增长率之高出乎情理之外，很不可信。一些研究指出，所以会有这样的差异，是因为康熙五十一年所谓“全国人丁户口”2460万指的是全国男丁的数目，全国的实际人口应为此数的二三倍以上。(《清实录》中其他关于人口的记载似亦不准确。)从此以后，全国人口历年大幅度增加，到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的这年，全国人口已达41281万。这是一个十分惊人的数字，它既是一笔财富，又成为一个包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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