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西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就曾经采用皇家上林苑中饲养的白鹿之皮为原料，制成长和宽各一尺的白鹿皮币，上绘彩色图画，定价极高，作钱40万。白鹿皮币已经应用了纸币的原则，可以说是中国信用纸币的滥觞。

唐代中后期，商品经济发展很快，开始出现了接近“信用货币”的汇票式的“飞钱”。一张票券，当面分成两半，一半交给汇钱的商人，另一半寄回本道。商人回到本道以后，即可持券作凭证，前去柜上，两券吻合便能兑到现钱，所以人们又称它“便换”。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时期，不仅需要更多的货币，而且还需要更轻便的货币周转于商业领域。两宋政府的军费相当大，对边疆的补给线很长，国无宁日，财政经常处于拮据的状态。这些因素都促使宋代纸币急速成熟。真宗年间，四川民间苦于铁钱之重，由16户富民联合发行一种贸易用的纸券，时称交子。据宋代文献记载，交子相当于现在的期票，陕西也发行过。此外还有相当于现在的汇票或期票，送物单据的会子和带有上述性能的许可证、支付凭证之类的纸券。其形式、功能、语意比较含混，有的称交子，有的称关子，也有的称会子，经常随着时间、场合的不同，有不同的用途，但它们都具有纸币的性质，无疑都是纸币的雏型。四川的交子用同一色纸印造，票面上印着屋木人物、铺户押字、各自的隐密题号，朱墨间错，作为私记。交子户收到商家的钱，随即在交子上填写，写好交给客户，不论远近，皆可办理。凭交子兑现钱，每贯要扣除30文钱作手续费。每年在丝蚕米麦将熟之时，开印一二次。使用的人感到便利，创办人也有利可图，有的人靠此广置邸店、屋宇、田园、宝货。于是一些诈伪之人冒牌作假，遂酿成不少纠纷，影响了信用，客户挤兑，甚至引起骚乱，只得由官府插手干预。有些交子户经营不善，财物受到很大损失，乃至负债而濒临倒闭局面。这一事实说明，交子起始于民间的自发要求。

北宋交子与南宋会子

私人办不下去了，而废止交子又对贸易不便，于是，大中祥符末年转运使薛田就提出由政府来接办，没有被采纳。至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才下令改作官营，设置交子务，禁民间私造，二年二月正式发行官交子。官交子形制与原来的私交子差不多，只不过分别了等级。起初是一贯到十贯，宝元二年(1039年)改为十贯和五贯两种，规定发行额，比例为八二分成，熙宁元年(1068年)改作一贯和五百文两种，六四分成。官交子创分界发行法，界满则以新换旧，且有发行限额和准备金。北宋后期民族关系紧张，边事吃紧之际，为支持陕西方面财政，四川曾滥发交子，结果出现两界并用，或延期使用不收换，或界内增印交子等紊乱现象。崇宁、大观年间改革币制，交子改称钱引，除四川外，各路于崇宁四年都印制新式钱引。大观元年(1107年)，交子务改称钱引务。

宋室南渡后，纸币流通范围更广。最初通行的是关子，或称现钱关子，曾 一度改为交子，同时通行的还有会子，不久遂专用会子，所以最通行的是会子。关子主要用于商人的大额贸易。大宗货物出手，如果不带回头货，就购买见钱关子，以免除搬运巨额钱银回原地之劳苦。关子也可用于商人间的巨额贸易结算。绍兴六年(1136年)，都督行在根据主管财用的张澄的建议发行过30万贯交子，流通于江南、淮南。会子起初也由民间发行，称作便钱会子。钱端礼主持临安府时收归官营。绍兴三十年(1161年)，钱调任户部侍郎，第 二年春置行在会子务接办，会子制度成为南宋的国策。会子与钱引 一样，用三色套印，上印会子名称、发行机关、金额及防伪花纹，上部位置还明显地印着皇帝严惩伪造的命令。南宋会子有28万贯左帑作准备金，流通使用的范围也从开始时的两浙扩展到淮、荆、京西一带，用途亦推行到纳供缴税、典卖田宅牛马舟车等。由此可见，会子的发行，是我国纸币制度的一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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