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所讲的中国篆刻艺术的风格流派，主要是指在文人治印大量出现的明代中叶至晚清这一段时间内所形成的各家各派。但因为明清流派印是从中国古代印章，特别是从战国、秦汉印章艺术中借鉴、学习、发展而形成的，这样，首先要对古代印章的发展史作一简单回顾。

历代印章从印面文字内容上分，有官印、私印(姓名印、钤记印、花押印)、肖形印、闲章(吉语印、斋馆印等)等从印文样式上来分，主要分朱(阳)文与白(阴)文两大类，偶尔也有朱、白兼用的。战国、秦、汉三代是中国篆刻史上的第一个高峰，虽然期间的印章制作，还主要停留在实用立场上，尚未发展成为一种自觉的艺术门类，但已在数量上、艺术上为后代的篆刻艺术的独立发展提供了一种高古而又可资借鉴的典范。战国小玺的质朴高古、秦印的结密圆融、汉印的凝重端庄，以及宋元圆朱文的流畅婉转等等，都为后世篆刻家提供了一个高起点。明清文人治印群体的兴起，是中国篆刻艺术发展的第二个高峰，也是篆刻艺术走向自觉、独立发展的时代。正是在这一时期，通过众多篆刻家的努力，中国篆刻史上出现了空前的大繁荣，产生了众多风格的篆刻大师和不朽杰作。

文人治印虽然可以上溯到宋、元时代，但仅有米芾、赵孟頫、吾丘衍、王冕等少数几家，他们的艺术创作有开启山林之功，但毕竟尚未形成社会大气候，还是一种简单的个人雅玩，他们的作品流传下来的也不多，艺术成就也远远没有超越战国、秦、汉三代之印。真正超越了前代之制，并形成个人风格和流派群体的篆刻艺术创作是在明清两代，期间名手辈出，流派纷呈，技巧翻新，如以文彭为代表的“吴门派”，以何震为代表的“徽派”，以程邃为代表的“皖派”，以林皋为代表的“莆田派”，以丁敬为首的“浙派”等等。文彭，是明代着名书画家文徽明的长子，因为他是江苏苏州人，所以以他为首的印家群体称为“吴门派”，他针对宋元九叠文印章的扭曲变态和元人治印的乖谬陋习的时弊，白文取法汉印，刻得平正静穆; 朱文取法小篆，参以圆朱文，刻得典雅秀润，对明代乃至后世篆刻艺术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影响作用。这一派传人有苏宣、陈万言、李流芳、归昌世等。何震，安徽婺源(今属江西)人，与文彭并称“文、何”，继承文彭，并一变文彭风格，开创了“徽派”。其印取法秦汉，雄健猛利，有很强的个人风格。这一派的传人有梁袠、吴忠、程原、程朴等。明末着名印家除文、何之外，成就突出者还有朱简、汪关两家。朱简，安徽休宁人，首创“碎刀(切刀)”之法，印作遒劲凝重，对后起的巴慰祖、丁敬等人影响很大。汪关，安徽歙县人，其用刀方法是与朱简完全不同的“冲刀”法，印作工整朴茂、空灵含蓄，对后起的林皋、赵时㭎等影响很大，特别是林皋(福建莆田人)，他继承汪关之法，精工细刻，开创了“莆田派”，影响直至清代中晚期最大的流派——浙派。正是由于朱简与汪关两人在用刀技法上的大胆革新，使切刀、冲刀两法成为后世治印的两类最基本的运刀技法。清初印家以程邃的成就最为突出。他在刀法上首创以多种刀法治印的新途径，离奇错落而富新意; 在字法上参合缪篆与钟鼎古文，浑穆含蓄，开创了“皖派”一路，继之者有汪肇龙、巴慰祖、胡唐，因为四人皆是安徽歙县人，世称“歙四家”。巴慰祖继程邃而后起，借鉴朱简“碎刀”之法，多用“涩刀”，也是一位有成就的大名家。除“吴门派”一路外，后世亦有把“徽派”、“皖派”统称为“新安印派”的，“新安印派”是明清之际流派印学史上两大派系之一，另外一派是以丁敬为鼻祖的“浙派”(亦称“西泠印派”)。丁敬，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他的篆刻在汲取秦汉印精髓的同时，又将秦权量、诏版、汉陶砖、石刻等文字融合其中，规模大、气象宏，加之用刀钝朴奇崛，所作之印一洗前人纤巧婉丽之风，开创了雄健苍古的浙派风格。丁敬之后，继之者有蒋仁、黄易、奚冈，四人并称“西泠四家”或“浙派四家”。继西泠四家之后，又有陈豫钟、陈鸿寿、赵之琛、钱松四人，世称“西泠后四家”。这八人均为浙江钱塘人，故世又并称“西泠八家”，他们都是浙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浙派(西泠印派)”在清代称雄印坛达100余年。在丁敬死后的日子里，浙派因为人才辈出，所以声势力量仍最为雄强。由何震开创的“新安印派”则在巴慰祖的领衔下，重振旗鼓。与此同时，邓石如(安徽怀宁人)异军突起，他从何震、苏宣、梁等袠人而来，既不走以程邃开创的“皖派”老路，也不用丁敬开创的“浙派”新法，而是另辟蹊径，从汉代碑版中汲取篆体文字的风神，融会贯通，卓然成家，开创了刚健婀娜的“邓派”风格，因为邓石如也是安徽人，所以也称“新徽派”、“后徽派”，以区别于“新安印派”。“邓派”的第一代传人有包世臣、胡澍、周启泰等，再传弟子中则有吴熙载、徐三庚、赵之谦、黄士陵等，在篆刻艺术上则以邓派的第二代传人影响为大。吴熙载，字让之，江苏仪征人，他出包世臣门下，是邓石如的再传弟子，其篆书纯用邓法，篆刻则运刀迅利，圆转流畅，功夫精熟，在邓石如基础上有所创新，特别是那种轻松淡荡的境界是他个人最独特的风格，对后世影响很大。徐三庚，浙江上虞人，他初学浙派，后转入邓派门下，充分实践了邓派“印从书出”的艺术主张，在印作上表现出飘逸秀拔、流转自如的线条，被誉为“吴带当风”，在海内外风靡一时。赵之谦，浙江会稽(今绍兴)人，是晚清印坛与吴熙载并驾齐驱的人物，他于金石文字中博采众长，不仅发挥了邓派“书从印入，印从书出”的艺术主张，更开启了“印外求印”的艺术实践之路。黄士陵，安徽黟县人，是“邓派”传人中的最后一位大家，他师法邓石如、吴熙载、赵之谦等人，参以秦汉印、商周金文书法，并一改前人的切刀法，而以薄刃冲刀表现出一种酣畅挺拔、光洁纯净的线条美，同时在印文的结体布局上于平正中求变化，对篆刻艺术的发展有很大的贡献。在黄士陵之后，能独树一帜，开一代风气的篆刻家还有吴昌硕和齐白石两人。吴昌硕，浙江安吉人，他是近现代的一位诗书画印大家，他的篆刻除玺印之外，广采金文、陶文、封泥、汉石文字，尤其是用他最擅长的《石鼓文》大篆书法的神韵来开拓篆刻新境界，加之他学问好、功夫深，终于摆脱了晚清以来众大家的窠臼，创造了高浑苍劲的“吴派”新风，把600年来的文人印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影响了其后一代又一代的篆刻家，本人也成为近百年来中国书、画、篆刻界的第一人。齐白石，湖南湘潭人，也是中国现当代的着名书画家、篆刻家，他的篆刻常用单刀切石，大刀阔斧，加之借用了三国时代《天发神谶碑》书法的结体，终于形成了比吴昌硕更猛利、更犷悍的“齐派”印风，在当代印坛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长毋相忘(陈豫钟)

碧坡(陈鸿寿)

须曼罗室印赏(赵之琛)

赵光之印(钱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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