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嵘，南朝梁人，字仲伟，祖籍颍川长社(今河南许昌)，历仕齐、梁两朝。他的《诗品》是继刘勰《文心雕龙》后，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又一部重要着作。此前的文论着作，所论大多是广义的文学，而《诗品》所论则是狭义的纯文学——诗歌。《诗品》共分3卷，仿汉代“九品论人，七略裁士”的先例，把诗人分为上、中、下三品，每品“略以时代为先后，不以优劣为铨次”，共论述了自汉至梁的122位诗人，所论仅限于五言诗，书前有序，阐明了他的文学思想。

钟嵘主张诗歌创作崇尚自然。他说：“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所谓“直寻”，指用直接可感的形象来描绘诗人有感于外界事物所激起的感情。他不满当时诗歌创作中一味堆砌典故和刻意追求声律等形式主义弊端，说永嘉玄言诗“理过其辞，淡乎寡味”;批评大明、泰始时起盛行的事类诗“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拘挛补衲，蠹文已甚”;批评永明声病说“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他要求诗歌创作要有真挚强烈的感情，而非虚假的无病呻吟。

钟嵘深入探讨了诗歌产生和发展的规律。他说“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认为诗歌产生的根源，在于外界事物(包括自然事物和社会事物)对人的感情所起的作用和影响，而社会生活中种种不幸所造成的哀怨则是诗歌产生的社会基础，他从而对文艺和现实的关系作出了正确的解释。他还为五言诗的出现从理论上作了说明。《诗经》句式以四言为主，后世一些学者受传统儒家思想影响，在文体批评上也一直重四言轻五言，表现出强烈的正统保守思想。钟嵘则总结诗歌发展历史，正视五言诗兴起的历史事实，提出四言形式已过时，“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而赞叹五言诗“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认为它在诗歌的“指事造形，穷情写物”这些根本特点方面，“最为详切”。这些议论为五言诗的进一步发展拓宽了道路。

钟嵘还明确提出诗的“滋味”问题。他认为只有“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的作品，才是“诗之至也”。有滋味的诗才是好诗，钟嵘把“滋味”作为衡量作品的重要尺度，使之成为古代文论中的一个基本审美范畴。他指出要创作出诗味无极的作品，必须综合运用赋、比、兴3种写作方法，不能偏于一种，如果只用赋体，那就会使作品浅露直白，“患在意浮”;如果只用比兴，作品又会过于深奥隐晦，“患在意深”。钟嵘特地把“兴”放在第一位，并给予新的解释，即“文已尽而意有余”，突出地表现了诗歌抒情言志，滋味无穷的审美特征。

《诗品》也通过对具体作家的品评来体现创作主张。钟嵘很重视历代诗人之间继承发展的关系及不同艺术流派之间的区别，推崇“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作品，他要求情兼雅怨，文质兼顾。具体评论每个诗人时，他善于捕捉不同诗人的风格特征，大都立论公允，知人论世，不以偏概全。虽然也有牵强附会的地方，但这些并不影响《诗品》在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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