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文史百科》的历史分卷，我们采取以时间为序，事件为线索的写法，力图将我国盛衰荣辱、波澜起伏的一幅幅历史画面清晰地展现给读者，以备参考。时间上溯数10万年前的远古先民，下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集古今之沧桑巨变，穷寻根抚昔之感慨。主撰本卷的三位中青年作者，他们不想与当下书铺地摊充溢成灾的一些“历史读物”(诸如皇帝、宠妃、奸相、弄臣乃至太监、青妓的伪劣“大展销”)相混迹，写作时尽可能忠实于历史，言之有据，不哗众取宠，故弄低级情趣，因而文字也许会显得沉重或过于严肃。我想，对浅薄的最好回应，莫过于严肃。

古今中外史家向以史德为重，自觉史学肩负着社会教化与精神审美的重任，取舍判别至为慎重。孔老夫子心情沉重地说道： “知我者惟春秋，罪我者惟春秋。”因为在夫子看来，《春秋》是倡导仁义礼智信，鞭挞乱臣贼子的。史家下笔必须沉重，不可不严肃，为的是要让读者从充满悲喜剧的历史流变中领悟社会与人生的复杂艰难，由无量个人、集团的盛衰荣辱而甄别美丑、善恶、真假，获取智慧的启迪，有益于人格的升华;至少不致因疏忽或蔑视先人已经历过的困境，由无知而坠入本可解脱的孽缘。

历史，在空间—时间的座标系上画出了一条起伏涨落不定的曲线，每个民族都留下了自己经历过的动态轨迹。没有永久的辉煌，也没有不能挽救的沉沦。“上帝”决不偏袒任何民族，只是将盛衰荣辱交给他们自己去抉择，由自己去支配变幻不定的命运。

中国在传统农业社会的漫长历史时段里，曾经持久地独领过风骚，极其辉煌。然而大约到明清鼎革之际(1644年前后)，中华帝国却渐渐显出夕阳西垂光景，至康雍乾时期余晖一抹，迅即黯淡无光。与此相反，西方以其“理性资本主义”的时代精神，开拓出另一天地，变落后为先进，步入了现代工业社会的新时代。自上一世纪末叶起，先进的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是，追回失去的荣耀，跟上历史步伐，再铸辉煌。可是，那时的中国却多灾多难，掌权的人颟顸无能，致使国运不济。站在世纪之交的门槛前，回眸上一个世纪之交，不禁令人感慨万千：1898年，旧邦维新的曙光刚刚显露，却瞬间消失(中国近代第一次政治体制改革试验——戊戌变法仅维持百日，即以六君子流血而宣告流产)。1899年，激愤的中国农民组成义和团，烧教堂，杀洋人，在大河上下掀天翻地。次年，八国联军长驱直入，攻占北京，义和团遭扑灭。这已到了上一世纪的最后年关，即1900年。而进入本世纪的头一年，1901年，迎来的却是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百年过去，我们这一代人，生而有幸躬逢改革、开放的历史转折时期，在不到20年的时间内，中国发生的变化已令世人为之震惊。这是本世纪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段。抚今追昔，留给我们思考的东西很多很多。不断开拓未来的人们，实在不应急促向前奋进而忘怀过去。可惜的是，对过去的历史，人往往会有一种莫明其妙的健忘，不珍惜，不复细加深究。我们诚挚地建议读者诸君，在忙碌于世务之余，能付出一份心思，静心地回眸历史，细细咀嚼和品味过去。任何个人，任何民族，如若遗忘了历史，无异于再度由零开始。一切从原始状态做起，又怎么能超越现在，走向未来!

借本卷出版之机，在这里愿借“前言”说一点自己读史的体会，与读者诸君作文字之交。

与史学交往，屈指数来，到明年就满40载。我总觉得，中国历史走过的轨迹很像那个由阴阳鱼巧妙组合而成的八卦太极图。这个包藏着一阴一阳、变化无穷的圆，是中国先祖杰出的思维创造物。它所构建的宇宙—世界模式是最完美的。正像希腊哲人毕达哥拉斯所说的，还有比圆更完美的几何图形吗?惟其如此，中国人思维的深处总是在追求完美，企盼理想。或许正是过于理想，当我们面对复杂多变、欲求无厌的现实世俗世界时，往往显得手足无措。无论是古代，还是在近世，每次巨变以后，转眼间却发现又回到了原先的状态，周而复始。如果说在古代，我们的社会机制较之世界其他国家并不逊色，回复尚情有可原的话，那么近代的沉沦，却着实令人不甘了。然而无始无终的圆还是萦绕不去，跳不出旧轨，忽儿波涛汹涌，忽儿峰回路转，满怀热情常常变成沮丧悲叹。这就不能不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 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何以如此艰难?何以不能由辉煌径直走向辉煌，而必须经历一段苦难的低谷?

我们时常会感叹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一再失去历史机遇。已故史学家陈旭麓先生有一句名言： “中国不是自己走出中世纪的，是被轰出中世纪的。”但是紧跟着的一句话却没有引起人们更大的注意，先生曾不无感慨地接着说： “即使轰了，也仍然不太情愿走。” 日本明治维新与李鸿章办“洋务”可说是站在同一时间的起跑线上——都始于上一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日本也是被西洋的炮舰“轰”着告别中世纪的，可它成功地走出来了，而中国却步履艰难，一步三回头。严复留英时的同学伊藤博文成了明治新内阁的首相(正是他最早策划了甲午战争)，严复却一直怀才不遇，只能用翻译《天演论》以震醒沉睡的中国人。历经辛亥失败的低潮，他忽然省悟：“(中华)强立之先，以其有种种恶性根与不宜存之性习在，故须受层层洗伐，而后能至。故欲问中国人当受几许磨灭，但问其恶性根与不宜存之性习多寡足矣。”将近代化的受挫归之于中国的“国民性”，曾是经历过辛亥挫折的 一代人的普遍心态，汇集成一种思潮。平心而论，道德、人心固然是深沉而将起久远作用的东西，但是要为现代化扫清道路，首当其冲的当是社会结构的转型。现代化艰难的根子只能先从特有的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去寻找。严复所谓的“种种恶性根与不宜存之性习”，正确的解释应首先是指结构性的社会顽症痼疾。

从动态变化的世界宏观背景来看，有一社会现象发人深思：大凡某一社会形态发展得过于充分，过于成熟，突破、变革就愈难。世界文明中心地的多次转移，就是很有说服力的明证。背上历史包袱，妄自尊大，是最常见，然而也是最肤浅的说法。一种较为艰深的思路，便是某种历史遗传基因经长期积聚，制度性弊端就越有可能沉淀凝固为“集体无意识”，在冥冥之中支配人们的命运。因此旧制度发展得愈完备，社会机体就愈缺乏新陈代谢的有力机制; 相反，它却拥有极强的排异功能，足以抵御甚至消融、同化任何新的机制。在曲阜，我见过通往孔林的沿途一排排老树枯藤，空洞洞的树干上竟还生发出些许绿枝，在空中摇曳，不禁使我联想到，它与中国古老的传统社会生命力之顽强，何其相似乃尔!

所谓传统社会，按多数人认同的说法是发端于被称为“第一次浪潮”的农业发明。根据考古证实，中国虽不算跑在最先，但至少也已有七八千年的历史。而农业文明发展得最完备、最成熟的，当属中国。四大农业文明古国，惟有中国逃脱了灭国、分裂的厄运，始终保持着大一统的形态，持续而未曾中断。中国传统社会的确具有应付各种变异、顽强生存的特异生理机制，用古人的说法，叫做：以不变应万变，万变不离其宗。

历七八千年长期积累完善起来的中国传统社会，从其社会结构整合的精巧而言，应该说是相当成功的。中国传统经济的主体很早就形成了以家长制的家庭为耕作单元的集约式农业，一夫一妻的家长制家庭自然就成了该社会形态的内核细胞。国家，家国，国与家是如此紧密关联，同义强化： 由内向外看，国是“家”的圆周的逐级放大，类似于“负阴抱阳”的完整单细胞的膨胀扩展;从下往上看，又是层层同质父权叠加筑起的金字塔形的父权社会。天子或者皇帝就是普天之下最大也是至高无上的“父亲”，君临于亿万子民。父与子，是所有各类社会关系的模板，由它复制出其余名虽异而实相同的人际关系或社会角色： 兄弟、夫妇、君臣，甚至于同僚、师生、亲朋、乡邻等等也无不染上这种色彩。因为社会整合建筑在最直观、最原始的家庭人伦基础之上，简洁明了，很容易被理解、熟习，人们从孩提时代即接受熏陶。建筑在家长制基础上的社会，盛行父权，也就不难想象。

中国人很迷信天才人物。孟子云：“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后来节奏加快，二三百年间必有一雄才大略者出;进入近世，大抵是四五十年一轮，“江山代有才人出”。不管怎样，中国人根深蒂固的观念，国家的命运必须也只能系于某一个天才人物，没有他，也应该造一个出来，这也就是历史上常常见到的“造神”闹剧——王莽是自己造出来的，袁世凯何尝不是?!其明显的弱点即是缺乏充分的社会分化，没有足够可靠的制衡机制。现代社会则迥然不同，它是在高度分化基础上的高度整合，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称之为“有机整合”。在有机整合的社会模式中，权威依然必须有，但这种权威首先是非人格的法理权威，人格权威又呈现出多元和多样性，各类权威间相互制约，形成动态平衡。因此，它不像中国那样会出现所谓“人在政存，人亡政息”的现象，不会因暂时政策不能连续而流于颠簸动荡，似乎航船已失去舵手一样。

《红楼梦》里的王熙凤说，“大有大的难处”，而通观中国古代历史，首先感受到的是大的好处。它使政府可以高度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无论何等壮观宏伟的工程都能掘地三尺，突兀而起，如长城、运河、阿房宫、兵马俑……等等，这是欧洲中世纪诸侯王国做梦也想不到的。然而，正如老子所说的“飘雨不终朝，骤风不终日”，秦、隋暴亡，岂不是由于不惜民力、国力所致! 古代翻来覆去的灾难至今尚令后人为之神伤。

对大多数王朝来说，社会稳定的最大难题是农民。帝国政府的物质基础，不说唯一，至少也是绝大部分来自农民有限的剩余劳动，积少成多，支撑着社会的运作。庞然大物般的帝国，东西南北中，高度不平衡(东西甚于南北)，又加上地域管理幅度太大，“天高皇帝远”，对地方控制鞭长莫及，管不住地方对小民的恣意刻剥。朝廷暴征豪敛，加上吏治腐败，王朝即由盛转衰，走向末运，终至不可收拾。中国古代称争夺政权为逐鹿，谁争到农民，就能如鱼得水;若失去了农民，争得的政权也得垮台。而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悲剧是，“政治精英”们常把农民大众遗忘在村野角落里，把他们看成是一群最不用关心的芸芸众生，农民们似乎也不因被冷落而辍耕，背负青天，面朝黄土，为一家之生计终日牛马般劳作。他们是如此顺从，以致有闲情逸趣的文人常误读了村野风景，为所谓的恬静而心醉如痴。殊不知他们虽最能吃苦，却决不畏死，如若把他们迫往死地，在生死抉择的关头，他们也会铤而走险，且破坏的力量着实可怕。在中国历史上已屡见不鲜，从山村里走出来的“暴徒”，会把二三百年的物质积累毁于一旦。近世多次现代化尝试失败的原因之一，也便是过分冷落了农民。晚清如此，蒋氏民国也是如此。现在有些人以厌恶农民起义为时髦，我不甚欣赏。农民为求生存揭竿而起，无可指责;要追究的倒是何以会激怒农民，使他们铤而走险，造成生灵涂炭。

中国的传统农业有着与欧洲截然不同的特性。大约从春秋战国起，我国的农业就走了一条劳动力密集、精耕细作的集约农业的道路，其增产的主要途径不是扩大经营规模，而是通过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亩产)和耕地复种指数来实现。农具和农本投资长期停滞不前，农业生产力唯一的也是最活跃的变数即是人口增殖——添进劳动力。我们常常责怪国人“多子多福”的旧观念，岂知彼时实有不得已的经济动因。由唐入宋，往后随着土地所有权的日益分散，耕地的经营更是畸零小块，粮食的需求推动着人口不断上升，开始了经济—人口的恶性循环。宋已越过1亿大关，明估计要达到2亿，鸦片战争前即已达到4亿。因此，在我国进入社会结构变革期，与欧洲大不相同，必须承受一个世界罕见的人口负荷过重的包袱。有的学者把它形容为“人口悬剑”。人口负荷过重，无疑会对社会变革带来某种长期而深远的制约。在历史上，欧洲的人口负荷一向比中国轻。当进入“过渡时期”，它的人口增长几起几落：1100～1350年增长;1350～1450年后退; 1450～1650年呈W型增长态势，特别是1550年前后一度因自然灾变(瘟疫)而跌入低谷; 1650～1750年又再次减速后退。西人信奉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就因为他们有一个难于抹去的恶梦：在“过渡期”中多次遭遇到“黑死病”(即鼠疫)猖獗的恐怖灾变，长达几个世纪，不少城市损失惨烈(法国马赛于1720年人口死亡近半)。据专家估算，这一灾难总体上使整个欧洲人口较起始时期减少了1/5。人口的骤减直到1750年方被煞住，以后才进入缓步上升的态势。此时欧洲正值工业革命的关键时刻，人口负荷较轻(当时欧洲人口总量为1.5亿左右，而与欧洲近乎同面积的中国，同期人口数已突破4亿大关)，显然是一个有利因素。据《欧洲经济史》披露，工业革命前期，英国除棉纺织行业外，多数行业从业人员普遍不足，没有像后来造成社会动荡的失业危机。很明显，人口压力比较宽松的社会生态环境，对当时以机械化为特征的技术革命，不会产生大的阻力。而在中国，在社会转型期，社会各子系统之间的协调能力相对脆弱。城市化必不可免地要受到来自乡村流动人口的冲击; 而人口负荷过重，又无疑会对提高人均经济指数带来不利，增加了就业、教育、卫生与治安等方面的压力。不注意协调，稍一失控，就难免会诱发社会震荡，阻缓经济发展进程。如果注意中国近代经济史，就不难看到，我国早期现代化就曾遭遇到这种窘境，又没有合适的应对。这是近代社会多次动荡最深刻的社会原因。

时间具有不可逆性，历史有时似乎回到了旧路，却从来不是原模原样的翻版。希腊有句名言： 人不能走进同一条河流。由传统走向现代也无法照走别人的旧径。其中除了空间(民族)的差异，也还有时间的变数——捷足先登者，“上帝”似乎特别照顾，而后起者就会在更为严苛的条件下经受考验。后起者的难处很多，略而言之，一是许多便利别人已先占有，活动的地盘相应缩小。早期近代化，无不靠海外扩张、掠夺殖民地。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诅咒的“资本原始积累”。近代化刚驱动之时，国内市场发展受到原有经济状况的制约，不可能即刻满足其资本积聚的需求，利润，特别是超额利润，大多取之于掠夺性的海外贸易，西人称为利用先进与落后间的“势能差”。这里暂撇开道德上的不仁不义不论。而后起者要扩展海外市场已相当有限，效尤已不可能，更何况近代中国，在近代化进程中还备受殖民者通过不平等条约进行的勒索——巨额赔款。我的近代史授业老师下过一句妙语“近代中国，一极积累贫困，一极却没有积累资本”，说得十分精当。二是任何近代化模式，都有利有弊、有善有恶，进步中包含着某种退化成分，利益也不可能一体均沾。它要打破原有机制，利益重新分配，必然引起竞争与分化，动荡和混乱难以避免。先行者因为是自然演进，当时摸着石子过河，对后果不可知，少了不少顾虑。后来者则不然，面对已成的模样，在取舍进退中颇费踌躇。近代中国的当权者，如晚清政府，曾期望学到增强国家实力的如坚船利炮之类，而对政治体制、思想文化的改革则未虑及，且讳之甚深。思想文化界的不少有识之士，对西方近代化后果的理解有相当深度，不忍中国重罹“物质富裕，精神贫困”的灾变，面对变态的中国近代化痛心疾首，多持严峻的批判立场。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先哲们，甚至超前地对资本主义理性作了许多深刻有价值的批判，领本世纪世界“理性批判”风气之先，显示出特有的哲理智慧。然而他们不能正视社会变革的过程性和不完美性，否认社会操作有别于道德，现代法理制度的最大特点是只能制恶而不可能止恶。后起者在近代化问题上的争论、纠缠不清，使各种社会力量消耗于内部摩擦，增加了变革的难度。近代化进程曲曲折折，呈现出其特有的长期性和反复性，乃势有必然。近年有些学者大发感慨，说如果不是这样那样，中国的近代化就不会如此结局。我在这里想不客气地说，他们实在太缺乏历史感——历史有其自身的逻辑，自然的历史逻辑时常在讥笑那些想用人为的逻辑来设定历史的无知妄论者。

我们不必为百年来的曲曲折折感到沮丧。假如说哲学使人聪明，文学催人产生激情，那么史学则教人冷峻。什么叫“历史感”?历史感就是一种大时间感。胸中有了大时间格局，就能像斯宾诺莎说的，“不笑，不悲，也不怨，只是为了理解”。历史的时间不同于生理的时间，它往往以百年、千年为一单元。且看世界上较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成就今天令人羡慕的绩效，至少也化费了四五百年。一百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一瞬间。有了这种宏观的大时间观，才能坦荡荡地看待过去百年的跌宕起伏。一局大戏才演了一半，好戏正在后头。社会变革是一种不随意认同于主观设计的自然创造物，它有自己的轨道，重要的是不要中断，更不能倒退。

1996年12月15日识于丽娃河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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