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性灵”说是相对于沈德潜“格调”说而阐发的诗论。“格调说”要求诗文温柔敦厚，并发挥政教风化的作用。“性灵”说则主张优柔风雅之道。

追溯“性灵”说的发端，始于明代公安派，却又有所不同。袁宏道受李贽等人的思想影响，倡“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之论，蔑视世间一切礼法权威，并在“非圣无法”、“束书不观”的风气中主张披露真性情。袁枚所处的清代却不似晚明那样浪漫不羁，而是提倡“清真雅正”的“盛世雅音”，重考据经术音韵训诂之学。袁枚在此氛围中，虽主性灵又不废学问，并不满足于袁宏道的“根柢浅薄，庞杂异端”。袁枚的“性灵”即指性情灵机。性情，指真情真性，是针对沈德潜的“温柔敦厚之论”而言的。袁枚生当清代人文思潮涌动之际，观念形态发生转变，不少学者对宋明理学中“理”与“欲”、“性”与“情”的区分、对立及以虚空超然的“理”来压抑合情合性的人欲深为不满，袁枚亦然。他曾说： “宋儒分气质之性，义理之性，大谬，无气质则义理何所寄焉。”气质之性即情欲，义理之性即天理，袁枚以为两者互为补充，不可分割，而且情欲为根本，是实物，天理则超于具形之上，是虚物，就寄寓在情欲之中。因而，袁枚主张任情任性，以真性情入诗。以为“诗由情生”，“诗有性情而后真”。情的范围很广，袁枚尤重男女之情，并直言之“情所最先，莫如男女”。因而，他对沈德潜废弃“艳诗”极为不满，在《再与沈大宗伯书》中驳斥说：“闻别裁中独不选五次回诗，以为艳体不足垂教，仆又疑焉。夫《关睢》即艳诗也，以求淑女之故，至于展转之侧，使文王生于今，遇先生，危哉矣! 《易》曰：一阴一阳谓之道。又曰：有夫妇然后有父子。阴阳夫妇，艳诗之祖也。”他把夫妇之道，男女之情视为天理，以为自然，而认为诗中表现艳情乃合乎自然，顺理成章。

再看灵机。袁枚所说灵机包含三重意义：一为诗人的天才、灵气，以为“诗不成于人，而成于人之天。其人之天有诗，脱口能吟，其人之天无诗，虽吟而不如无吟”;二为创作的灵感契机，就是不由书本寻得而由外物偶触的“即景成趣”，“着手成春”的“兴会”、“天籁”、“灵犀”; 三为作品审美层次上表现出的“风趣”、“情韵”、“韵味”，活泼灵动。袁枚的“性灵说”本着创新求变的精神，认为诗歌总处于发展变化中，要求抒写性灵，破除格调的束缚。《续诗品·着我》中说：“不学古人，法无一可，意似古人，何处着我。字字古有，言言古无，吐故纳新，其庶几乎?”正是此意。

针对沈德潜的观点，袁枚又说：“尝谓诗有工拙，而无今古，自葛天氏之歌至今日，今人诗有极工极宜学者，亦不徒汉晋唐宋也。然格律莫备于古，学者宗师，自有渊源。至于性情遭遇，人人有我在焉，不可貌古人而袭之，畏古人而构之也。”就是说作诗不应貌袭古人，拘泥于古格古律，而应写出真我，写出个人的性情遭遇。

总之，袁枚“性灵”说吸收了晚明独抒性灵的思想，又结合当时的文坛实际而融进了自己的观点见识而树立新帜。既有矫正流弊之功，亦不无矫枉过正之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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