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绝句的形式阐述诗歌理论、品评作家作品，是我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中的一种特殊形态。它最早可上溯至唐代着名诗人杜甫的《戏为六绝句》，以后模仿而作者，宋代以来不下数十家。论诗绝句的形式简明畅达，常有警策的效果，但它也容易受体制的限制，多一时触兴之作，难以对诗歌理论作展开探讨，因此可成系统的作品较少。元好问的《论诗三十绝句》，却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这种限制，对后世的文学批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元好问，字裕之，号遗山，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县)人，是金元之际的杰出诗人。其诗内容充实，感情真挚，词句华美而不柔靡，形式多样且都有很深的造诣。《论诗三十绝句》作于太原兵乱诗人避难河南福昌县三乡镇之时，诗题下自注“丁丑岁三乡作”，那年诗人28岁。这一组论诗绝句既反映了他自己的创作实际，也是他对汉魏以来诗坛流变状况的总结性论析，诗人欲因此启导后学，为诗歌的健康发展指明方向。组诗有相当严密的组织性，首章标举论诗的宗旨和目的，相当于“序言”;其末则以自谦之辞作结，又似一个“编后记”。在开宗明义的第一首诗里，他以“诗中疏凿手”自任，对汉魏以来的诗体之正伪有心作一番穷本探源的辨析。他所标举的“正体”，与杜甫“别裁伪体亲风雅”中的“伪体”相对，指的是诗歌体气的刚健、创作态度的真诚、作品风格的自然醇雅等，因此“正体”之论可说是元好问论诗的纲领。在其2至29首的论诗绝句中，他对汉魏至北宋的许多作家、流派分别加以评论，诎斥华而不实、因循模拟、争奇斗怪的颓风，提倡雄健豪放、自然天成、古雅真诚的作品。总而言之，元好问论诗的特点为“重内容而不重形式，重自然而不重刻琢”(郭绍虞《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小笺》)。

由于时当金元交替之际的乱世，再加上北国风物的壮伟，还因为个人的趣尚所使，元好问推崇具有风云之气、风格上雄健豪放的作品，排斥纤弱柔靡的诗歌。建安诗歌“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从“坐啸虎生风”的曹植、刘桢，到唐初幽州台上悲歌的陈子昂，都是他景仰的对象，而“风云气少”的张华、齐梁颓风和温李新声下的诗人乃至写“女郎诗”的秦观则都在他的轻视之列。

自然清新、天成无伪是元好问论诗的又一个趣尚。他肯定陶渊明的“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充分认识北齐民歌《敕勒歌》的“穹庐一曲本天然”的价值，赞誉谢灵运的“池塘生春草”为“万古千秋五字新”。同时，他讽刺那些刻意求新、故为险怪的诗作为“鬼画符”，而闭门求句的陈师道则被讥为“可怜无补费精神”。

出于对“雄健”、“自然”等诗歌风格的追求，元好问特别强调作家要有真情实感。他认为佯狂的阮籍内含高情，有“何物能浇块磊平”的郁闷，诗笔纵横，无所不宜。“拜路尘”的潘岳矫情，《闲居赋》适足贻羞;喜欢次韵、和韵的人毫无创造性，“窘步相仍死不前”，难免“俯仰随人亦可怜”。从“心声只要传心了”、“眼处心生句自神”等诗句中，均可见元氏对诗歌真情的要求。

元好问论诗，又有古雅高洁的主张。他不满变古者对欧阳修、梅尧臣等继承了风雅传统的诗人的贬抑，也不满苏、黄对诗歌“穷形极态”的变革而造成的“沧海横流”的局面，认为“曲学虚荒小说欺，俳谐怒骂岂诗宜”。在强调豪放的前提下，又要求诗歌的雅洁化，是元好问诗论中的特殊之处，清代翁方纲就说： “此三十首已开阮亭神韵之端矣，但未说出耳。”

元好问的《论诗三十绝句》是专评作家作品的最早论诗绝句，清代王士禛、袁枚等人的作品就是承袭元好问的这一脉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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