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本是古代哲学的一对范畴。阴阳最初是指日光的向背，背日为阴，向日为阳。古人看到一切现象都有正反两方面，便开始运用阴阳这两个基本范畴，来解释自然界的事物都具有两种彼此对立而又相互消长的趋势与特征，把它们概括为阴阳两大类型。而且阴和阳各有其不同的性质特点，从观察自然现象出发，认为阳代表天，天是动的，具有刚健的性质;阴代表地，地是静的，具有柔顺的性质。从对社会人群的观察出发，认为阳与男相联系，具有刚的性质，趋向于动;阴与女相联系，具有柔的性质，趋向于静。即把事物的运动、变化与刚健等性质看成是阳性势力的体现，而把静止、安定、柔顺等性质看成是阴性势力的体现。因此，阴阳是本体，动静是其外在形态的呈现，刚柔则是其性质。任何事物都包含阴阳两方面，阴阳的相互转化是万物发展变化的普遍规律。可见，阴阳是最高的抽象和净化了的概念范畴，具有极高的概括性和解释现象功能;它由相关的对立两极组合而成，表现了中国人对待性思维的基本特征;它的运动方式呈现为两极的消长升降，而最终的导向是和谐。

长城

作为美学范畴的阴阳，往往被视为艺术美产生的根源。汉代扬雄即把美的事物看作阴阳二气互相作用的产物，同样，美的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也要从阴阳二气相互作用的变化和发展中表现出来。这实际上就是认为美在自然的、合规律的运动变化中有其深刻的、不可动摇的根据，违背自然规律决不会有美。又如中国文字的创造一向被认为包含着对自然各种事物的形象构成的认识，也包含着对表现在自然物之中的美的认识，所以文字的构成也体现了乾坤阴阳运动变化的道理。东汉蔡邕提出书法艺术具有“书乾坤之阴阳”的重要意义，这种把艺术同宇宙的根本规律相联系的思想，指出了书法的美本源于阴阳变化。刘勰也把阴阳作为文学创作的本源。在中国的艺术理论中，由阴阳引申出的动静、刚柔、方圆、疾徐等概念，都可说是阴阳在不同层面的呈现，它们的共同原则都是在对立中求得统一与和谐，这是产生美的根本原则。

刚柔本是阴阳的属性，南北朝时，始以刚柔来区分人物的气质和文章的风格。清代姚鼐归纳总结前人论述，明确地提出阳刚阴柔之说，并作了形象性的论述，以阳刚和阴柔标示美的两种不同形态，区分艺术创作中两种对立的艺术风格和审美感受，其在不同艺术形式中有不同的表现。阳刚之美来源于古人对无比广大、充满了生生不息的力量的宇宙之美的感受和对于人格精神的伟大崇高的感受，它呈现为欢乐向上的情感，是对人之力量的积极肯定中显示出来的。因此阳刚之美是指一种雄伟劲直的艺术风格，具有威严宏大的特点，包含豪放雄浑的气势，类于崇高和壮美。于山如泰岳巍峨，于水如黄河奔涌，于人如英雄之喑呜叱咤，于书法如颜真卿之雄浑伟健，于绘画如荆、关之北派雄浑山水，于诗如杜甫、韩愈，于词如苏轼、辛弃疾，于音乐若黄钟大吕，于戏剧如铜锤花脸，于建筑如万里长城。这些雄浑、劲健、豪放、壮丽等风格都可归入阳刚之美的范畴。而阴柔之美来源于古人对于大地生养万物、顺承天道，随天时而变化，使万物得以滋养发展的感受，来源于母性的柔顺含蓄、和悦安静之美感，它是一种柔婉、幽远的艺术风格，表现为淡雅清幽、飘逸含蓄，类于优美。如春花之秀丽，如秋月之静美，如美女之莺啼婉转，如王羲之书法的超逸姿媚，如院体花鸟画之精细雅致，如李商隐之缠绵悱恻，如柳永、秦观之婉约清丽，如箫瑟之呜咽，如青衣花旦，如苏州园林。这些柔婉、修洁、高远等风格都可归入阴柔之美的范畴。阳刚与阴柔的美学风格都是创作主体才性、气质的具体外化。两者各有不同的特点，引发不同的审美感受，它们是对立统一的，中国古典美学向来主张刚柔并济，不可偏废，无阳刚之美也就无阴柔之美，反之亦然。刚中如果无柔，就会流于僵硬粗暴，柔中如果无刚，就会陷于萎靡无力，而无论哪一种美都应该有旺盛的生命力。阳刚的表现不是粗野放肆，阴柔的表现不是软弱轻佻，两者都必须有适当的限度，互为补充。所以苏轼提出“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的观点，也就是通过刚柔互相调节，最终归结为传统的中和之美，这才是理想之美的最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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