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月派是中国新诗发展历程中一个自觉地进行严肃的艺术探讨的诗歌流派，因其艺术倾向的衍变和成员的替代更换，所以论述新月派诗人创作时可分为前期新月派与后期新月派。

前期新月派，指的是1927年前以北京由徐志摩主编的《晨报副刊·诗镌》为基本阵地的诗人群。主要诗人有：闻一多、徐志摩、朱湘、饶孟侃、刘梦苇、林徽因等。他们大多是1923年成立的新月社成员，且大多留学英美，受西方唯美主义影响较多。新月派诗人的崛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有针对性的，即针对五四早期新诗过于散漫自由，过于偏重新诗的现实性、战斗性而忽视新诗美的品格。因此，他们要重新确立新的艺术形式和美学原则，使新诗走上“规范化”的道路。以闻一多、徐志摩为代表的前期新月派，高举艺术至上主义的旗帜，主张“使诗的内容及形式双方表现出美的力量，成为一种完美的艺术”。为此，新月派被称为新格律诗派。

新月派提出“理性节制感情”的美学原则，反对诗歌中感情的过分泛滥，认为诗人的主观感情要经过理性的“选择”，其情感的表达方式要蕴藉而含蓄，以鲜明的形象性取代空泛的抽象化。同时还提出诗歌形式格律化的主张，反对诗歌不讲究章法、韵律的偏向，认为“完美的形体是完美的精神唯一的表现”，并以“和谐”与“均齐”作为新诗的最重要的审美特征，促使新诗形式趋于规范化、格律化，达到音乐美(音节)、绘画美(词藻)与建筑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的“三美”最高艺术境界。

闻一多是前期新月派“领导文学潮流”的代表诗人，新格律诗的积极倡导者。其诗作并不多，只有《红烛》与《死水》两本诗集(写于1920～1927年)，但在中国新诗坛上占有重要一席。贯穿《红烛》和《死水》的基调，是闻一多热烈、真挚的爱国主义情思，洋溢着对祖国、对中华民族的深情的思恋和热情的歌颂。诗人曾留学美国，他的不少诗都充满着游子的赤诚。其《忆菊》诗，对“祖国底花”和“如花的祖国”表达了由衷的热爱之情;而在《太阳吟》中，对祖国的热切思念，则化出神奇瑰丽的美景——让我骑着太阳这“神速的金乌”每日绕地球一周，也便能天天望见一次家乡! 即使诗人返回祖国，面对着满目疮痍的故国大地，在愤怒诅咒与抨击军阀黑暗的统治的诗句中——“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死水》)——依然跳动着诗人忧国忧民的爱国心。

徐志摩是贯串新月派前后期的“盟主”。从1922年由英国留学归国至1931年死于飞机失事止，他出版了4本诗集《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和《云游》。其前期的诗体现了诗人作为一个“有单纯信仰”的理想主义与乐观主义者，对“爱”、“自由”、“美”的热烈追求。代表徐志摩诗歌艺术成就的，是“从性灵暖处来的诗句”。在诗里，诗人的才情与个性鲜明地呈现出来，形成其独特的艺术风格——飘逸潇洒、明丽隽秀。《再别康桥》中，诗人以丰富的想象，如痴如醉地沉湎在母校美景中： 夕阳金柳，波光艳影，潭映彩虹，恰似旧梦，倍感事业与爱情双重失望的诗人撑着船前来寻梦，甚至“在康河的柔波里”，“甘做一条水草”。

朱湘英年早逝，留给后人只有《夏天》、《草莽集》两本薄薄的诗集。遗诗由友人编为《石门集》。其诗既弥漫着浪漫主义的青春激情，更多的是抒发游子的哀怨与愤世者的孤高幽愤。注重精巧的构思，塑造完美的艺术形象和讲究形式的完整典范，是朱湘诗歌的艺术追求。他的诗歌风格倩婉轻妙，具有古典的与奢华的诗美。

后期新月派，指的是以1928年创刊的《新月》月刊及1930年创刊的《诗刊》季刊为主要阵地的诗人群。基本成员除徐志摩、饶孟侃、林徽因等前期老诗人外，新进的主要有陈梦家、方玮德、卞之琳等。由陈梦家编选的《新月诗选》(1931年)收入前、后期新月派主要诗人代表作18家80首，其中的《序》可看作后期新月派的诗歌宣言书：主张“本质的醇正，技巧的周密和格律的谨严”，“诚实表现自己渺小的一掬情感”，我们写诗只“因为有着不可忍受的激动，灵感的跳跃挑拨我们的心，原不计较这诗所给与人的究竟是什么”。其诗歌艺术倾向归纳有三： (1)陶醉于超功利的“纯粹”自我表现的诗歌观，而其实质则是对黑暗现实与内心矛盾的一种逃避;(2)执着追求诗人要拥有真实的主观感情的浪漫主义的美学倾向;(3)强调艺术想象的重要性，认为美的诗的形象是外在现实与诗人内心互相感应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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