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戊戌变法时，梁启超、康有为、黄遵宪等人就发动了“诗界革命”的资产阶级文学改良运动。五四文学革命初期，胡适又更进一步，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白话新诗，并于1920年3月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但胡适的白话诗未能脱尽古诗窠臼。

真正给中国诗坛带来巨大冲击，以崭新的内容和形式开一代诗风的，是被誉为“新中国预言诗人”的郭沫若。他的第一部诗歌集《女神》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之作。和鲁迅一样，郭沫若早年接受了富国强兵、实业救国的新思想。1914年，他赴日本留学，后在福冈九州帝国大学医科学习。选择医学，是郭沫若准备拿它“来作为对于国家社会的切实贡献”。在留学期间，郭沫若醉心阅读了泰戈尔、歌德、海涅、惠特曼等外国作家的文学作品和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的着作。浪漫主义诗风的熏陶与泛神论思想的影响，使得郭沫若写诗的欲望像开了闸的洪水，又“受了一阵暴风般的煽动”，终于飞泻而出。郭沫若说“在一九一九的下半年和一九二○的上半年，便得到了一个诗的创作爆发期”，“我在那时差不多是狂了”。

《女神》共收诗57首、诗剧3篇，编为3辑。这些诗写于1916年至1921年，其中绝大多数写于1919年至1920年的“创作爆发期”。

《女神》是五四时代的产物，充分体现了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诗人以高昂狂放的激情创造了一个“开辟鸿荒的大我”，他既是五四时期觉醒的中华民族的自我形象，又是一个具有彻底破坏和大胆创造精神的新人。在这个新人身上，体现出执着追求革命理想、希望祖国新生富强的爱国主义激情和乐观主义精神。

诗剧《女神之再生》，借神话中的共工与颛顼争帝，象征军阀战争把中国践踏得破烂不堪，呼唤第三中国即“美的中国”诞生。而在《炉中煤》一诗里，古老的中国则成为“我”的“心爱的人儿”、“年青的女郎”。正如作者所说：“‘五四’以后的中国，在我的心目中就像一位很葱俊的有进取气象的姑娘，简直就和我的爱人一样。”五四时代精神最集中的体现，是在《凤凰涅盘》中。这首诗通过凤与凰集木自焚，在“死灰中更生”，庄严宣告古老的中华民族正经历着伟大的“涅盘”，一个生动、自由、净朗、华美的新中华即将诞生。同时通过凤歌与凰歌低昂、悲壮的诅咒与控诉，彻底否定一个到处是“屠场”、“囚牢”、“坟墓”和“地狱”的旧中国。为了新中华的诞生，作者渴望成为冲破堤坝、驱除黑暗的勇士。在《天狗》一诗中，他高喊着：“我是一条天狗呀! ”“我要把月来吞了，把日来吞了，把一切的星球，把宇宙吞了! ”显示出无所畏惧、摧枯拉朽的战斗精神。

《女神》同时也反映了个性解放的时代愿望。在其中，时时可见一个叛逆的、崇尚自由的诗人自我形象“我崇拜我”，“我赞美我自己”，“我效法造化底精神，我自由创造，自由地表现我自己”。凤凰涅盘后获得新生，就是诗人热烈追求个性解放的理想之体现。作者热情肯定人的价值、尊严、地位和创造力，这既是个人的觉醒，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觉醒。而这又与自我改造、社会解放联系在一起。《浴海》一诗中，他要冲刷自身的尘垢秕糠;而在《天狗》里，他又高呼“我剥我的皮，我食我的肉”，表达了“把那陈腐了的旧皮囊全盘洗掉”的心声。

五四初期的白话诗缺乏想象力，抒情主人公形象苍白。《女神》则在浪漫主义与泛神论的思想基础上充满了艺术想象力。诗人把宇宙万物尽收笔底，构筑成一个个恢弘壮阔的形象，其中最热情讴歌的是充满阳刚之气的地球、海洋和太阳。而且大自然像恋人似地被诗人人格化，并赋予创造与驱使万物的伟力。因而，诗人描绘出的一幅幅图画都是气势磅礴、突飞猛进的“动”的世界。由此形成《女神》雄浑奇丽的艺术风格。

郭沫若强调“形式方面我主张绝端的自由，绝端的自主”，为了调遣自己的“情绪的世界”，诗人创造了一种自由体的诗歌形式。他说他的诗不是“做”出来的，而是“写”出来的。即是说在他的诗中已经摆脱了按照古体诗带着韵律“镣铐”跳舞的状态，进入到“绝端的自由”境界。总体看，《女神》的形式是自由的，每首诗的节数，每节诗的行数，每一诗行的字数都不固定，押韵也没有统一的规律。这种形式上的变革，使诗歌适应了急剧发展的时代需要，适应了正在觉醒的广大民众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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