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悌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一个十分突出的方面，它不仅被视作是天理当然，成为一切道德义务的基础和出发点，而且事实上也成为每个人一日不可相违的、必须遵奉的行为准则。早在2000多年前，周人所提倡的道德规范，其最基本的内容就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这是对宗法关系纵(父子)、横(兄弟)两种关系的伦理概括，体现了既亲亲、又尊尊的原则，这当中尤以“孝”为最根本。孝不是自有人类社会就有的，只是到了私有财产出现才开始产生，孝道的实行能使家庭乃至整个宗族得以稳固和延续。以孝为主的宗法道德规范，到西周已最终确立并完善起来，主要原因是宗法等级制度的建立。周人对孝的规定，大致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奉养、恭敬父母，二是祭祀先祖。孝的第一种含义具有普遍性，对于庶民百姓也适用; 第二种含义，专用于周天子、诸侯和宗子。孝起到了维护宗法等级秩序的特殊作用，维系着宗室和整个宗族的和谐、稳定，而对先祖祭祀不绝，可使宗法系统绵延“于万斯年”。因此，孝作为宗法道德规范获得了强烈的政治色彩，一直为后世所承袭，得到不断的升华和发展，进而与“忠”相并列，成为封建社会中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当然，社会的大变动对孝的观念也有影响，经济关系的变化导致旧的社会结构变化，孝道也必然受到冲击。例如，孝的地位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过动摇。联系现代社会生活方式、居住形式的变化，也可以看出，孝的观念从内容到形式都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变异。

历史上对孝的观念起到很大的推波助澜的作用，使之理论化的是《孝经》，它把孝抬到了天经地义的高度。此经相传是曾子得自孔子的传授，是儒家正统的经典，被列为十三经之一。《孝经》定义孝的基本内容是：“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所谓事亲，也就是爱亲、敬亲，要求平时居处时对父母敬爱有礼，赡养父母时要使其真正感到快乐而不是单纯地供给衣食，父母患病时要发自内心地感到忧虑，父母过世时丧事中要表示真切的哀伤，祭祀亡亲要严格履行仪式。此外，时时处处要感念父母的养育之恩，例如不能毁伤自己的身体，因为身体发肤全都是父精母血，受之于父母。进一步说，凡是做坏事都属于不孝，因为作奸犯科必会受到刑罚的惩处。《孝经》还把“事君”纳入孝的范围，认为父子之道和君臣之义，是一致的，都是发自天性，忠孝要成为一体。所谓“终于立身”，就是个人的一切行为，目的是光宗耀祖、崇显父母，只有这样才算立身成功了。《孝经》提出孝的五种等级，有天子之孝、诸侯之孝、卿大夫之孝、士之孝，庶人之孝。孝成了理顺天下所有关系，使人民和睦、上下无怨的最高德性和最根本的道。从汉代开始，国家正式提出“以孝治天下”，汉高祖的继承人就称孝惠帝，以后皇帝谥号前面都要加一个“孝”字，如我们通常所说的汉景帝、汉武帝，其实应称作孝景帝、孝武帝。据学者研究，当时匈奴和西域一些国家，都模仿汉朝而在国王头衔里加进“孝”的意译，甚至古罗马皇帝奥古斯的名称都也是受此辗转影响。“孝”在中国的天下一家意识里，体现为使万国“事其先王”、百姓“事其先君”、家人“事其亲”，因此天下和平，灾害不生，祸乱不起。这就是圣明天子以孝治天下的奥妙所在。“以孝治天下”还包括以教化民。人在孩提时就产生了亲爱父母之心，长大后日益增加对父母的敬爱，这正是德教的根本。圣人用威严来教人知敬，用亲情来教人知爱，实现社会关系的顺畅。于是，“圣人之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汉朝统治者还推行“孝悌力田”的选仕标准，即在家努力耕作，事奉父母，顺从兄长，具有孝悌美誉的人，将由地方推荐到朝廷中做官，这就是有名的选举制，它从根本上为全社会制定了行为标准，成为很有实际控制力量的工具。到了唐代，尽管已实行科举制，但孝还是大受推崇，唐玄宗甚至还亲自为《孝经》作注，刊布于天下。我们今天对孝悌观念已作了一定的扬弃，但它作为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之一，还是有进一步批判继承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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