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命、堪舆、相术都是占卜术，是通过观察天、地及人自身所表现出来的“象”来预测命运和吉凶的方法。这几种方式之所以流传广泛，根源于“天人感应”的基本观念。古人相信，自然的表象——天象、地象、人相可以反映出某些价值判断，这些判断由神秘的“天”发出，又与人本身的命运息息相关。“天”不可测，但是可以观，可以通过观“象”来了解“天”的意志的变化。这种观念是各种占卜行为发生的根本原因。

星命又可以称为“星占”或“占星”。它所要观察的是日月星辰运行变化的情况，但目的和今天的天文学完全不同。占星所观察到的星象有着极明确的现实针对性，一般都用来说明皇室的吉凶或国内重大政治军事事件的性质。古人在所能观测到的天球上建立了两套并行不悖的坐标系统。一个是“十二次”系统，把天球均匀地划分为十二等分，每一等分称为一“次”。划分的标准是木星的运行周期，木星在天球上运行一周是12年，也就是说把木星每年运行的范围称作一“次”。另外一个坐标系统是“二十八宿”系统。“宿”指的是一些互有关联的恒星群，又称为“星官”。古人把天球上沿黄道——赤道带分布的诸多恒星归类为二十八个宿。按东西南北四方划分为四个部分，每方七宿，并配备相应的象征性神物。东方七宿配苍龙，西方七宿配白虎，南方七宿配朱雀，北方七宿配玄武。这些宿在天球上的位置大体是恒定不变的，因此能起到坐标的作用，这样占星就有了很明确的参照物。在这个天球的坐标上，需要经常观测的是日、月、行星以及各种彗星、流星的变化情况，这被称为日月占、行星占、彗星占、流陨占。对于日、月，最主要是观测日蚀、月蚀对于行星，主要是看木、火、水、金、土五大行星的运行。事实上，无论何种星占，在古人的认识当中，多与凶兆相连。日蚀、月蚀是大凶，意味着国家可能遭受巨大灾难，需要天子下罪己诏，率领朝臣礼忏敬天。五大行星在二十八宿或十二次背景上的位置变化也常常被认为预示着国家的某些灾难。比如最受人重视的“荧惑守心”现象。荧惑是火星的代称，心是指东方七宿中的心宿。这一星象是指火星运行到心宿的时候，既不往前也不往后，就停在了那里，这被认为是极大的凶兆。唐代《开元占经》对此的占辞有“荧惑犯心，天子王者绝嗣”、“荧惑乘心，其国相死”等，都是凶辞。至于彗星、流星的出现，更是险恶的星象，更需要一个国家的统治者积德才能补救或避免。总之，占星在古代中国不仅常与国家大事相连，而且星象的变化也常常被认为具有灾难的意味，从而产生一定的政治威慑力。

左上的铺子里，正在给人算命。

相比较而言，堪舆更贴近一般的社会生活。按东汉许慎的说法，堪是天道，舆是地道，堪舆合起来原先是表示通过占断天象来占时，后来逐渐变成择地占居的方法，也就是后世说的看风水。古人认为天象和地形是互相对应协调的有机整体，这一点成为堪舆的观念背景。在此观念基础上又形成天地分野理论，所谓“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具体地说，分野理论认为天上二十八宿或十二次和地上的十二州密切相关，“宿”和所分野的“州”有属性上的联系和吉凶上的呼应。唐王勃在《滕王阁序》中说豫章故郡是“星分翼轸”，指的就是当时的洪州在分野上对应着南方七宿中的翼宿和轸宿。堪舆家们进一步认为：“凡日月之交食，星辰之变异。以所临分野占之，或吉或凶，各有当之者”。后世人们常说的“吉地”、“佳地”，渊源就在这里。后来，随着阴阳五行观念逐渐加入，分野观念向堪舆术数发展，继而又被配以日月、干支、地向、纪历等因素，最终形成各种具体的占地卜居的方法。

相术，在观念的来源上和占星与堪舆都有相通之处，认为通过外在的神色、容貌、形态可以预测此人的命运或吉凶。《史记·淮阴侯列传》中谋士蒯通自称“受相人之术”，认为“贵贱在于骨法，忧喜在于容色，成败在于决断，以此参之，万不失一”。他并用这种方法来劝告韩信，说韩信当时的“相”是“相君之面，不过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贵乃不可言”。背既是背后的意思，又是背叛的象征，蒯通以此劝韩信叛汉自立。从这里我们既可以看出相术的基本观念背景，又可以看出它在解释上的人为性和随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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