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异谴告观念在古代中国人的头脑中是比较普遍的。他们常常把某些大灾异的出现看作国家兴乱、最高统治者兴亡的预兆，认为这是上天所作出的预告。这种观念由来已久，其系统提出者是汉代的董仲舒。董仲舒认为，天人是相互感应的，天是有意志的，是最高的人格神，而君主是天之子，他代表天，奉天的命令来统治人世。君主处于最尊贵的地位，掌握着生杀大权，百姓应该无条件地服从于他们。但董仲舒也担心君主个人权力过大，会随心所欲运用权力，造成政治混乱，甚至政权倾覆，这是有违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的。鉴于此，董仲舒又试图利用天的权威给君主以一定的约束。他提出，君主治理天下必须遵循天的法则，施行仁政，假如君主滥用权力，有背天道，天就会给予责罚。这就是所谓的限制君权的灾异谴告观念。这种观念并非始于董仲舒，但真正把它发扬光大，并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具体施用的，则非董氏莫属。董仲舒说，降灾，是天的谴责; 显示怪异，是天在显示权威。当君主个人行为导致政治动乱，引发某种危机时，天就会先显出灾异来谴告他;谴告后仍不作改变，就会显示怪异来惊吓他;惊吓仍不足以使他畏惧而悔过自新，大难便随之来临。所以，当君主见到灾异警告，就应该在天下施行仁政，作为补救。这样，大难就会消除，否则会出大乱子。

这种限制君权的灾异谴告观念在当时的条件下有一定的合理之处。封建时代的天灾与人祸总是相伴而行的，政治越黑暗，压榨越残酷，自然灾害的危害程度就越大，而且，有些天灾是直接由人祸引发出来的。同时，在君权至上的政治条件下，人们直接批评君主常常会招来杀身之祸，董仲舒以天作为批评君主的工具，利用天的权威给君主以一定的制约，在当时不失为一种办法。然而，董仲舒企图在不损害君主绝对权威的前提下约束君权，所利用的权威又没有任何实际保障，所以是不可能有效的。人类文明史早已证明，只有权力才能约束权力。灾异谴告说至多只能对君主形成某种心理威慑，而不能改变或阻止君主独断专行的事实。更多的情况是，君主一方面下罪己诏，以取得舆论上的缓解，另一方面反而由于对过失作出了某种姿态而变得心安理得。灾异谴告说是封建统治阶级进行自我政治调节的理论之一，在民间又与种种迷信思想相结合，对古代中国人的观念影响甚大。

董仲舒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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