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有三个最重要的人物，即孔子、秦始皇和汉武帝。“中国之教，得孔子而后立;中国之政，得秦皇而后行; 中国之境，得汉武而后定。三者皆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也。”汉武帝在位达54年之久，他不仅进一步加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而且还经略四方，使自秦以来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巩固和发展，奠定了我国后世的疆域基础。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派蒙恬北击匈奴，一举占领河套地区。秦末农民战争爆发后，由于戍军被调往内地镇压起义，匈奴趁机又把势力深入到河套地区。汉初，匈奴犯边，高祖亲率大军迎击，结果被困在平城白登山，七日七夜才解围。汉初由于无力与匈奴作战，只好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文帝以后，匈奴犯边日益加剧，文帝和景帝对抵御匈奴侵扰也作了准备。武帝时，由于国力空前强盛，反击匈奴条件成熟了，遂于公元前133年至公元前119年对匈奴展开了大规模的反击。其中有决定意义的战役有三次：第一次是公元前127年，武帝派卫青、李广率兵出云中，采用避实就虚战略，对河套以南匈奴军进行包围，匈奴败走。西汉收复河套地区，置朔方、五原郡。第二次是公元前121年，武帝派霍去病出陇西，越过焉支山，进入匈奴境千余里，大获全胜。同年夏，霍去病再次西征，俘匈奴军3万人。此战后，置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史称“河西四郡”。第三次是公元前119年，卫青、霍去病兵分两路远征，大败匈奴，凯旋而归。自此，匈奴衰落，无力南下，使北部边境得到进一步开发。

在同匈奴进行斗争的同时，西汉积极加强同西域的联系。为联系西域夹击匈奴，公元前138年，汉武帝募人出使西域，张骞应募前往。途中被匈奴扣留，后逃出。公元前119年，张骞再次出使西域，到达了乌孙、大宛、康居、大月氏等地，加强了内地同西域的联系。为打破匈奴对大宛的控制，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两次西征大宛。此后，汉在楼兰、轮台等地驻兵屯垦，置校尉。公元前60年置西域都护，汉在西域的统治完全确立。

西汉时，西南地区居住着许多少数民族，当时被统称为“西南夷”，其中以夜郎为最大。秦灭六国后，曾在这里建立行政机构，此后，双方经济文化联系密切。汉武帝时，派中郎将唐蒙率军千人进入夜郎，夜郎及附近的许多城邑相约归汉。汉在此置犍为郡。公元前111年，汉破南越后，又在西南设沈黎郡、汶山郡、武都郡。公元前109年，汉又在今四川、云南地区置益州郡。此后，西南大部分地区归入西汉的直接管辖之下。

秦始皇开发岭南，置郡县，加强了越汉两族人民的联系。西汉建立后，封闽越首领无诸为闽越王，封东瓯首领摇为东海王。南越地区的赵佗经陆贾劝说，归附西汉，被封为南越王。吕后时，南越反叛。文帝时，陆贾二次出使南越，赵佗重新受封为王。七国之乱时，东瓯随吴反汉，刘濞兵败逃到东瓯，被杀，其子发兵击东瓯，东瓯求救于汉，解围后，东瓯内迁。公元前135年，闽越发兵攻南越，西汉派兵增援，闽越王弟率众降汉。不久又反汉，武帝派兵攻入闽越，把闽越人迁到江淮一带。公元前113年，南越丞相吕嘉反汉，武帝乘机派兵灭南越，并在南越故地分置南海、郁林、苍梧、合浦、珠崖、儋耳、交趾、九真、日南九郡。

秦汉时期，居住在我国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主要有肃慎、乌桓、高句丽、鲜卑等。乌桓和鲜卑是东胡的分支。西汉初年，乌桓受匈奴贵族奴役，汉武帝时，霍去病打败匈奴，乌桓人请求内属，遂设护乌桓校尉进行管理。此外，武帝时，还派人对当时的朝鲜半岛进行征讨，迫使朝鲜半岛归降。武帝在此置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

这样，随着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发展，以汉族人民为主体的中华民族逐步形成了。武帝开边，对中国疆域的形成，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正是在汉武帝统治时期，我国形成了东起东海，西到巴尔喀什湖，北自贝加尔湖，南迄南海这样辽阔的疆域，使中华民族雄踞于世界的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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