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初，中国出现了以反对封建制度和封建文化思想，宣传民主和科学，主张文学革命为中心的文化思想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1915年9月，《青年杂志》(1916年第二卷第一号改名《新青年》)创刊，标志着该运动的兴起。针对辛亥革命后一度出现的尊孔复古潮流以及“三纲五常”未被触动的社会现实，陈独秀等一批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提出了一套新文化观，主要内容是宣扬民主科学和文学革命，以此驳斥以三纲五常为中心的儒家学说。新文化观的两大口号是“民主”(即“德先生”，Democracy，当时亦称“人权”)和“科学”(“赛先生”，Science)。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提出，中国人要脱离“蒙昧时代”，应急起直追，以“科学”和“人权”并重。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李大钊、鲁迅、胡适、吴虞纷纷发表文章，对新文化观的广泛传播起了积极作用。陈独秀在《旧思想与国体问题》中指出，孔子之道和封建的三纲学说，是专制帝王产生的根本原因，如果不予以清除，共和政治是不能实行的。在《吾人之最后觉悟》中他又说，三纲的本义是阶级制度，所谓的“名教”和“礼教”都是拥护这一制度的。李大钊也撰文指出，孔子不过是数千前的残骸枯髅，孔子学说已不适应今日 “时代精神”，为了新道德的确立，必须以外力使其迅速崩溃。吴虞对儒学进行了更猛烈的攻击，他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认为儒家的“孝悌”二字是两千年来专制政治与家族制度的联结点，流毒天下，其危害不亚于洪水猛兽。

五四新文化观的另一个基本内容是提倡白话文和文学革命。陈独秀在《本志〈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指出，“文学革命和民主科学的内在联系——要拥护那‘德先生’(Democracy)，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 要拥护那 ‘赛先生’(Science)，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陈独秀早年曾从事文学活动，五四前后不断介绍西方文艺思想和欧洲的文艺作品。他主张进行文学改革，应从古典主义、理想主义转向现实主义，并认为文学要反映“国民精神”，文学家的职责是以思想影响时代。李大钊于1916年发表《“晨钟”之使命》一文，发出掀起新文艺运动的呼声。1917年1月，胡适发表《文学改良主义》，提出文学改良须从八个方面入手：一、言之有物，二、不摹仿古人，三、讲求文法，四、不作无病之呻吟，五、务去烂语套语，六、不用典，七、不讲对仗，八、不避俗字俗语。同年，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明确提出要高举“文学革命军”大旗，推倒雕琢的贵族文学，建设新鲜的社会写实文学。胡适、陈独秀的主张得到钱玄同和刘半农等人的热烈响应。钱玄同指责过分讲究拟古的骈文、散文为“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认为只有尽力清除腐朽的旧文学，方能巩固新文学的基础。1918年5月，鲁迅发表《狂人日记》等白话小说，在内容与形式上实践了新文化主张，开创了新文学的现实主义道路。他还写了许多杂文，揭露批判腐朽虚伪的传统伦理道德和愚昧落后卑怯的国民性，具有极强的战斗性。1917年1月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提倡自由思想原则，采取兼容并包主义，聘请新文化运动的成员任教，北大因此成为新文化传播的重要阵地。为了广泛制造舆论，对国民进行新文化教育，新文化运动的成员创办了一些影响较大的刊物，如《每周评论》、《国民》及《新潮》等，还先后组建了众多的社团，如武昌的互助社，湖南的新民学会，北京的国民杂志社、新潮社等。新文化观引起了封建复古派的围攻，他们诬蔑它是邪说，攻击白话文是市井俗人用的语言。复古派创办《国故》等杂志，与《新青年》、《新潮》等对抗，引起新旧思潮的大论战。五四运动所宣扬的新文化观大大冲击了封建传统思想。几千年来被视为绝对不能动摇的至善至上的圣言圣道第一次遭到了猛烈的全面的批判。它开启了民智，使国人，主要是知识分子开始用批判的眼光反省自己的传统文化，并开始摆脱孔儒思想对他们的禁锢。五四运动以及它所宣扬的新文化深刻地影响了现代中国文化的发展，适应了时代的需要。但平心而论，它对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对孔孟思想与封建纲常不加区别的一概否定，亦产生了较深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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