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会公开倡导“文学应该反映社会的现象，表现并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因此在创作实践上，文学研究会的小说家大多关注着现实人生，描绘自己所熟悉的生活，探索着五四以后青年知识分子关心的热点，即“人生究竟是什么”的问题，自然也涉及到个性解放、婚姻自由、男女平等、教育、儿童、劳工与战祸等许多社会问题。因此，这些小说被称为探索人生和社会的“问题小说”。

严格地说，“问题小说”并非文学研究会首创，早在1919年《新潮》作家群的作品中已露端倪，但是经过文学研究会的辛勤耕耘与精心培育才日臻成熟，并且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叶绍钧是典型的人生派作家，最能代表文学研究会的现实主义特色。他曾主张：小说和人生融合，不可分离。他最初的3个小说集《隔膜》、《火灾》、《线下》，都显示出正视人生的真诚。《隔膜》集多写家庭和社会问题，诸如儿童失学(《小铜匠》)、下层妇女的不幸(《一生》)与农民遭受沉重的租税剥削(《苦菜》、《晓行》)等。到《火灾》，特别是《线下》集以后，他的创作视野投向自己熟悉的中小学教员。《饭》、《校长》、《潘先生在难中》是其中的代表作。虽然主人公都有忍让妥协、苟且偷安的弱点，但各有不同的鲜明个性。《饭》描写乡村小学教员吴先生在流氓上司手中讨生活，为三四元钱低头折腰的窝囊相;《校长》描写一个空抱改革教育理想而又顾虑重重、屈服于旧势力的知识分子的矛盾心理;《潘先生在难中》是作者炉火纯青之作，它淋漓尽致地揭示了一个委琐自私、随遇而安的知识分子的灰暗心理，因而被誉为“冷静地谛视人生，客观地真实地描写着灰色的卑琐的人生”的现实主义作品，其风格朴实、自然、冷峻。

王统照诗人气质浓郁，其小说有着散文诗的风韵、哲理的意蕴和华美的文采，加之梦幻等象征手法的运用，形成了空蒙富丽的风格。他是以“爱”与“美”作为解决世间“烦闷与混扰”，而使人类“乐其生”的药方。他的短篇集有《春雨之夜》、《号声》、《霜痕》等。其中《沉思》和《微笑》最能充分体现作者企图用“爱”与“美”和“慈祥的微笑”来净化人类灵魂的美学理想。

女作家庐隐也是先以社会问题后转入探索人生问题步入文坛的。主要作品有短篇《胜利之后》、《丽石日记》、《彷徨》和中篇《海滨故人》等。风格婉约凄切，以焦灼苦闷的呼号组成作品主调。小说多以自己或她的朋友为原型，描写五四时代青年女性追求个性解放和爱情幸福却尝到不幸苦果的幻灭、痛苦心理。她们为“人生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所困扰，因此不像冰心用“爱”的哲学或王统照以“爱”与“美”来纯净人世间，而是以“灰色的眼睛”、“恨”的姿态来看取世界，喊出青年的愤懑与抗争的心声。

风格最为奇特的是许地山。他的小说多有异域题材，有曲折离奇的情节和奇特丰富的想象，融传奇、抒情、哲理为一体。虽然，他也注重“人生问题”，但他开出的药方往往带有宗教味。代表作《命命鸟》宣扬佛教所谓“人生极苦，涅盘最乐”的教义，企图解决追求婚姻自由与封建专制间的矛盾，最后男女主人公双双殉情，以死相抗，把“爱”与“美”的理想寄托于虚无缥缈的极乐世界。另如表现妇女苦难的《缀网劳蛛》、《商人妇》等，最终也都以皈依宗教为归宿。

值得提出的是冰心的“问题小说”。冰心率先于1919年下半年以《两个家庭》、《斯人独憔悴》和《去国》等小说提出诸多社会问题，正式开创了“问题小说”的创作风气。这不仅因为冰心的“问题小说”以其创作时间最长(1919～1925)、数量最多(20余篇)和影响最大(上述3篇获得广泛的社会影响)而贯串五四“问题小说”发展的全过程，而且她在《新潮》作家之后，把“问题小说”推向一个新阶段，并引发了文学研究会“人生派”作家创作“问题小说”的极大热情。

冰心最初的“问题小说”《去国》集提出妇女、家庭、人生和教育等问题，触及社会的弊端，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冰心急于“借小说发表自己的思想”，她的小说有明显的哲理性和思辨色彩。但大多依赖女性之敏锐以直观人生，因而作品只是一种直觉式、印象式的随感。代表作《超人》于1921年发表，标志着冰心创作的新动向： 由广泛地提出问题的社会问题小说转入致力于人生问题探讨的心理问题小说创作，作者的创作心态也由高昂热情转入忧虑焦躁。《超人》提出了“人生究竟是什么?支配人生的，是‘爱’呢，还是‘憎’”这个当时青年最关心最敏感的问题。主人公何彬是一个仇视人类、厌恶社会、超然人生的“超人”，后来却为儿童和慈母的爱所感动，终于抛弃“恨”的哲学，信奉起“爱”的信条：世界上的人“都是互相牵连，不是互相遗弃的”。这些小说慰藉处于人生迷途中的青年知识分子的苦闷心灵，但开出的药方——“爱”的哲学却是空泛而不切实际的。“爱”是《超人》集的基本主题，由此而生发，冰心极力歌颂母爱、自然、童真。发展到1924年写的《悟》，更加系统化、神圣化：天地“化育”万物，“一切只为着爱”;爱是血缘的、天性的，“有了母爱，世界上便随地种下爱的种子”; 爱是万能的、救世的;拯救世界，只有“肩起爱的旗帜”。至此，这类说教式的小说已经无法满足时代与读者的需要，“问题小说”已面临“穷途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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