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戏曲有由歌舞扮演的民间小戏(戏弄)和由说唱故事(“话文”)扮演的民间戏剧(“戏文”)。文士戏曲则是由文人词曲与扮演相结合而成的一类戏曲。文士戏曲中的曲，地位很重，有时占有最主要的地位; 就中国戏剧之称为戏曲而言，文士戏曲是典型的“戏曲”。文士戏曲的发展可以大分为两个阶段：元曲杂剧阶段和明清传奇阶段。文士戏曲始现于13世纪的元代。其时，蒙古族统治者先后攻灭了北方的金、南方的宋两个朝廷，建立了元朝。元代是中国的非汉族第一次建立的全国一统的朝代。原先居住在中国北方的某些汉族文人亲身经历了这场难以想象的巨大历史变化，种种现象使他们的思想陷入迷惘。于是，他们“借古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以代言体的“曲”(“北曲”)与扮演性的“杂剧”相结合的“元曲杂剧”来抒写这种情绪，从而出现了文士戏曲。

文士戏曲和文士音乐一样，具有明显的特征。文士们将其“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感怀寄诸戏曲，以抒发自我，自知自赏。这类戏曲，作者着意的是曲，对于如何扮演并不重视，以致文士戏曲又被人们称为“案头曲”。如着名元曲家马致远的《陈抟高卧》，什么故事情节都没有，剧中就是一个叫陈抟的士人，翻来覆去地唱曲，唱了4大套曲子，说自己的隐居如何如何地好，戏就完了。如宫天挺的《子陵垂钓》，同样没有什么故事情节。宫天挺在戏曲中借古人之口，竟对当朝帝皇说道：“你也不是我的君，我也不是你的卿!”声称他们是“不君不臣”的“世外人”。由于借古人之口说话，作者可以较无顾忌地直抒胸臆。如关汉卿在《窦娥冤》中从窦娥口中呼出： “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元代是中国历史上极为特殊的一个朝代，元文士戏曲是中国文艺中一批很特殊的文艺作品。由于元代的这些文士进入戏曲，元曲杂剧出现了许多杰出作家和作品，如王实甫的《西厢记》、马致远的《汉宫秋》、关汉卿的《单刀会》、白朴的《梧桐雨》等，从而使元曲杂剧成为“一代之文艺”。

《西厢记》插图 明

随着“北曲”上升，也就有曲家着意于“南曲”。在元朝败亡、明朝建元前后，就有被称为“传奇鼻祖”的《琵琶记》和被誉为“四大南戏”之一的《荆钗记》等的出现。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明中下叶时的文士们属意于戏曲，使中国戏曲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个阶段延续到清中叶的18世纪，被称为“明清传奇”阶段，这一阶段是中国戏剧史上的高峰。明代文士们对中国戏曲的建设是全面的。他们与元人相比较，更突出的特点是在抒发其独特的怀抱、审美和思想的同时，在戏曲艺术表现上规范完美，精益求精。他们通过规范剧本结构、发展脚色综合等努力，将中国戏曲推进到 “传奇”时期(那类结构的剧本称“传奇”)。他们更突出的贡献是对“曲”及其“唱”的发展和规范，在曲方面，将“南、北曲”综合使用，使两者对比互补，极大地扩大了表现力;对曲牌的句数、句式及平仄声韵等进行一定的格律化，使“南、北曲”这种民间性的文体成为雅俗共赏的韵文文体。在唱的方面，以当时规范的汉字读音为据，按汉语特有的“平、上、去、入”和“清浊、阴阳”的声调起伏走向行腔，构成旋律，组合成为其曲的唱腔。这实质上是对在13世纪中叶被中断了的宋代“词唱”的重新继承，且更为精进地完成了“曲唱”。

曲唱，是一门专门的学问，必须对华夏—汉民族传统文化中的音韵学、音乐学具有相当高的造诣者方能掌握，从而“曲唱”乃成为中国一类特有的文士音乐。

在抒写情怀和艺术表现紧密结合，即“意、趣、神、色”俱到的情况下，明文士戏曲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如汤显祖(1550～1616)的《牡丹亭》，极其细腻地描写了一个在梦中得到爱情，因对爱情的渴望而死，又因对爱情的追求而复生的少女杜丽娘。深刻地反映出作者对真、善、美理想执着的向往和对无情的现实无可奈何的悲哀。其中有很多脍炙人口的唱段。如杜丽娘在“游园·惊梦—寻梦”时所唱的：“袅晴丝，垂来闲庭院;摇漾春如线。……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残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是那处曾相见，相看俨然，早难道这好处相逢无一言?”“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酸酸楚楚无人怨。”真是细致极了，美极了。据说，当时有艺人唱到这些曲子，竟伤心肠断，气绝而当场死在舞台上。

明代的文士们将戏曲作为事业来对待，在曲体、曲唱、曲辞等方面刻意追求。他们规范、发展剧本结构、脚色体制，同时在家庭中蓄养戏班以付诸实践，从而使文士戏曲与舞台扮演紧密地相结合，使文士传奇成为完整的、精美的舞台艺术，成为中国舞台艺术中集中国文艺之大成的代表性品种。

明代涌现出许多优秀的戏曲作家与作品。除上述外，又有徐渭的《四声猿》，苏复之的《金印记》，王济的《连环记》，沈采的《千金记》，徐霖的《绣襦记》，徐元的《八义记》，李日华的《(南)西厢》，李开先的《宝剑记》，梁辰鱼的《浣纱记》，王世贞的《鸣凤记》，汤显祖的《紫钗记》等，高濂的《玉簪记》，周朝俊的《红梅记》，许自昌的《水浒记》，李玉的《一捧雪》、《清忠谱》、《千忠戮》等，朱素臣的《十五贯》，朱佐朝的《渔家乐》，李渔的《风筝误》、《奈何天》，孔尚任的《桃花扇》，以及《白兔记》、《幽闺记》、《牧羊记》等等。

在明中叶，文士们开始着意于“曲唱”时，是以“昆山腔”为基点改造而成的，演唱昆(山)腔的戏班“昆班”就逐渐地以演出文士戏曲为长。以文士戏曲为标志的中国戏曲从明中叶到清中叶，盛行于中国艺坛200多年，其演出活动至今未衰。以“昆剧”为名在舞台上演出的中国文士戏曲，是中国民族古典戏剧的典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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